我国的政党制度优秀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日发布通知，提出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努力实现年底前所有省(区、市)出台整合方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的政党制度优秀6篇,供大家参考。
我国的政党制度优秀篇1
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日发布通知，提出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努力实现年底前所有省(区、市)出台整合方案，2017年开始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通知要求健全医保支付机制，健全利益调控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就诊，让医院有动力合理用药、控制成本，有动力合理收治和转诊患者，激发医疗机构规范行为、控制成本的内生动力。
同时，健全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机制，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医保待遇调整机制。要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在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面，通知要求确保明年开始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2017年底，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此外，通知还提出健全医保经办机制，加快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等要求。
日前，河南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实施意见》，对该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做出了总体规划部署。
根据人社部数据，全国已有至少20省份明确城乡医保并轨。而并轨制度落实后，不少地区原有的新农合药品目录大幅扩容，城乡居民的医保报销比例也将提高，民众受益颇多。
20省份明确城乡医保并轨 归口管理部门不同
目前，国内的基本医保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这其中，城镇居民医保由财政和城镇居民缴费，由人社部门管理；新农合由财政和农民缴费，由卫计部门管理。
虽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是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但由于管理部门不同，就医报销、目录等各不相同，享受待遇有较大差别。
今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整合两种医保制度。该政策的落实也意味着民众就医报销将不分城里和农村。
据人社部8日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兵团在内的20省份对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进行了总体规划部署或已全面实现整合。
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宁夏、青海和兵团已全面实现制度整合。河北、湖北、内蒙古、广西、云南等省份明确将从2017年起执行，北京明确2018年1月实现“二合一”。
此外，中新网记者发现，在20省份中，包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在内的大部分省份明确，将整合后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划归人社部门管理。
但陕西出台的《陕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则提出，由卫生计生部门统一管理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仍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
阅读延伸：城乡医保并轨 整合后农村居民用药范围成倍扩大
本月底前，该省、市州、县市区和乡镇新农合的管理和经办职能将划转人社部门。同时还要将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保目录，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执行。
《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份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一由人社部门管理，其中9个已全面实现制度整合。制度整合后，筹资水平保障水平将实现统一，新农合参合人员的个人医保缴费将有所提高，同时，定点就医、医保用药的范围扩大。
17地已规划部署统一城乡医保
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各省(区、市)要于2016年6月底前对整合城乡医保制度作出规划和部署，各统筹地区要于2016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据统计，包括湖南在内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区市(含兵团)已经在省级层面作出相关规划和部署，均明确将整合后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划归人社部门管理。城乡居民将享受同样的医保目录和报销比例。其余省份尚未作出规划和部署。
其中，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宁夏、青海、新疆建设兵团等9地，在国务院文件之前就已推进并轨，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今年上半年，河北、湖北、内蒙古、江西、新疆、湖南、北京、广西等8省区市先后出台文件、部署整合城乡医保，其地市级统筹地区的实施意见正在酝酿，将赶在年底前公布。
根据《意见》确立的“六统一”思路，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将实现统一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因此，制度整合后，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都会相应提高。
整合后城乡居民保障水平提升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实施意见，要求在8月30日前将省、市州、县市区和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和经办职能划转人社部门。
意见明确，要将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保目录，统一合并为新版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执行。将原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整体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协议管理范围。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协议医疗机构范围，村卫生室由乡镇医疗机构统筹管理。
同时，湖南全面推行以总额控制为基础的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积极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床日付费、总额预付为补充的复合支付方式，逐步健全医保风险控制和费用分担机制。
根据人社部公布的统计，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数据是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人社部负责管理的城乡统筹居民医疗保险数据。2015年，新农合与城镇(城乡)居民医保人均政府补助标准均为380元，但在个人缴费上，城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略高于新农合，因此两者的人均实际筹资分别为515元和490.3元，个人缴费占基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6%和18%。从保障水平看，2015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约为75%，城镇(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68.6%。
根据并轨“就宽不就窄，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制度整合后，新农合参合人员的个人医保缴费将有所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保障水平也将提升。
定点医院、医保用药范围成倍增长
《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发现，根据地方人社部门数据，城乡医保并轨后，各地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医保药品的目录，都明显扩大。尤其是参保新农合的农村居民，并轨后的医保用药范围成倍增长。
例如，在已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省份中，天津市人力社保局透露，城乡医保并轨后，农村居民医保药品的数量从原来的2000多种增加到7300多种，增加了2倍。此外，农村居民就医定点医院的数量也由原来的30家左右，扩大到目前的1400余家。
山东、广东、宁夏城乡医保并轨后，城乡居民统一使用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农民的可报销药品种类分别从1100种、1083种、918种扩大到2400种、2450种、2100种，医保用药的范围增加1倍多。
有浙江网友在微博上透露，“并轨”前他的父亲只能吃20多元一瓶的药。现在买药的选择范围扩大了，虽然比过去多付一些药费，但自付的部分和以前差不太多，药却上了一个档次。
在已经部署整合城乡医保的省份中，部分地方也对医保用药进行了规定。以内蒙古为例，其新农合药品目录由原来的1988种增加到2600多种，增幅在三成以上，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将逐步向城镇居民靠拢；在河北，按照保障待遇“就高不就低”进行整合，整合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用药目录能达到2900种左右。
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报销也在政策衔接中。
“并轨”后医保系统全面联网
除定点就医、医保用药的范围扩大以外，医保报销比例也相应有所提高。同时，部分省份还全面建设“网络向下延伸、数据向上集中”的医保信息系统，提供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均等化的医保经办服务。
“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更趋公平，而且近年来居民医保待遇水平也稳步提高。”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负责人表示。
据当地媒体报道，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筹资标准从2012年的489元提高到2015年的785元，县域内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从2012年的`35%提高到50%左右，县域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2012年的62%提高到75%左右。
据报道，2015年，浙江省在城乡居民医保并轨的基础上，率先实现大病保险制度全省全覆盖。据统计，截至年底，浙江省大病保险基金支付约13亿元。大病保险受益人数基本医保加上大病保险总报销比例超过80%，极大地减轻了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据广东省人社厅消息，2012年广东实现了全省医保城乡统筹，城乡居民医保水平此后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从54%提高到76%，最高支付限额从5万元提高到44万元。
直辖市重庆市的40个区县医保系统则已全部联网，实现联网就医，95%的村卫生室可刷卡就医，3200多万城乡参保人员在近3000家定点医疗机构、5000多家定点药店就医购药实现实时刷卡结算。
与重庆有所区别，江苏在信息化方面的作用则体现在监管方面。江苏省苏州市人社部门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对参保患者刷卡结算的每笔费用进行“无盲区”监管。全市107家定点零售药店，家家都装有远程监控系统，从而使定点药店总体费用较整合前同比下降了20%。
焦点 4000万重复参保人口 将被剔除
《法制晚报》记者注意到，由于过去信息缺乏联通，造成务工人员、在校学生等跨区域、跨医保的重复参保现象，由此引发财政重复补贴、医保重复报销的问题。据人社部测算，以10亿城乡居民为基数，全国重复参保率约为4%，即4000万人重复参加医保。按照目前财政补贴标准计算，重复补贴金额每年超过160亿元。多地推进城乡医保并轨期间，还核销了不少重复参保人口。
人社部数据显示，仅山东一省整合就剔除重复参保250万人，当年节约财政重复补助资金8亿多元。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也透露，天津城乡医保并轨期间，彻底杜绝了重复参保现象，包括40万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农民工医保和新农合的农村居民，以及将近4万跨统筹区县的重复参保人口。
“通过整合医保基金、统一定点管理，参保居民可以享受到城乡一体化的经办服务，城乡居民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也会更方便。”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说。
三大常用药价格降幅 均超5成
去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门组织开展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降低广大患者用药负担。
据了解，国家药价谈判首批谈判药品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商品名“韦瑞德”)、盐酸埃克替尼(商品名“凯美纳”)、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目前已全部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三种谈判药品降价幅度分别为67%、54%、55%。
今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宣布肺癌和乙肝两个病种的三个药品进入首批谈判名单。
慢性乙肝治疗用药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谈判后月均药品费用从1500元降至490元，价格降幅为67%;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用药“吉非替尼片”，为靶向抗癌药物，谈判后月均药品费用从15000元降至7000元，价格降幅为55%;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用药 “盐酸埃克替尼片”，谈判后月均药品费用从12000元降至5500元，降价幅度为54%。
乙肝药韦瑞德在降价后成为使中国售价成为全球最低。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有9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有2800万是慢性乙肝患者，760万丙肝感染者，需要及时正确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乙肝患者的药物成本负担沉重。
另外，现阶段我国肺癌发病率每年增长26.9%，肺癌已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预计到2025年，我国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而一项针对三级专科医院住院肺癌患者的经济负担研究显示，患者年人均总费用约为15万元。
我国的政党制度优秀篇2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法理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各民主党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法理逻辑，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历史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伴随中国人民站起来正式确立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合作智慧的结晶。回顾历史，民盟就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克时艰中不断坚定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决心。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接受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
可以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发展起来的，是伴随中国人民站起来正式确立的。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大目标下共同奋斗，使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各民主党派在探索救国道路上自觉而郑重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正确的选择。
实践逻辑：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日益彰显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实践，愈发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共同目标激发同心同向，整体利益统合各方利益。指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各民主党派虽然来自不同界别，但都追求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极大激发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动力。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比如，20xx年至20xx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平均每天有3.7万人走出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对同期全球脱贫的贡献率高达70%。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有各民主党派的积极贡献。
协商民主实现集中领导与发扬民主的有机统一。在一些西方国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经常陷入恶性竞争，形成否决型政体，出现前任建房、后任拆梁的现象，甚至把丑化、贬斥对手作为吸引眼球、获取支持、树立政绩的手段。各利益集团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优先地位，对于对立利益集团的要求则予以排挤打压。中华文明自古就提倡以和为贵，主张不同因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将注重合作融合、反对分立对抗作为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画出“最大同心圆”。我国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长远发展，有效避免短视和折腾带来的巨大成本。解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往往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在新中国成立不到70年的时间里，我国发展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避免了政党相互倾轧造成政局不稳或政权更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稳定领导，积极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通过长期稳定执政，中国共产党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成功解决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事实胜于雄辩，成就赢得瞩目。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日益彰显。
法理逻辑：新型政党制度的法治保障日渐完善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相关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制度框架体系，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运行、发挥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均有明确规定。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20xx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修订的政协章程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指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些法律制度规定，不仅完善了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而且在法理上明确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秩序框架和行为准则。
回顾历史，从“八字方针”“十六字方针”到“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从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到提出“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与时俱进。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的相关制度，使参政党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深化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多党合作的制度规定，使多党合作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不断提高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定更大的利益。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我们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共xx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各民主党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思想宣传范文】二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开启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缘于解放思想的先导
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转折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又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展开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决定了开启改革开放的艰难和复杂，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正如邓小平当年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不进则退，不进则亡。“文革”十年引起党和人民全面反思，反思最集中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推动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又进一步推动了拨乱反正的深化和展开，成为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开始起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开创事业新局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真理标准的确立，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左”的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觉醒、敢于觉醒、持续觉醒的强大思想武器。
解放思想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前人没有做过，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无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许多问题在经典著作中也不可能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非常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在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就郑重向全党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也反复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高度，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审视时代特点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既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又适应时代要求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理论体系重新确立了从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思想体系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旧思想、形成新思想的历史，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通过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回击了“两个中心”的议论，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正是因为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越来越红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才不断涌现，这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进步最快的时期，举国上下，国内国外，有口皆碑。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统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同步推进，执政党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步推进，治国理政取得显著成效，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信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再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仍然必须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高扬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指导作用。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在方向问题上，我们依然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要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所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切实增强其现实针对性。理论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断增强理论创新的意识和观念，致力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敢于和善于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索，给人以信服的理论回答。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善于运用科学方法，下功夫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那些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关键性的问题，找出特点，发现规律，升华理论。
【思想宣传范文】三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推动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应对以下方面的挑战：
首先，加快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优化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仍然是我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一短板就难以绕开。
其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前提。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风险形成条件也相应发生重要改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金融风险不易显现，一旦转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原本无风险的领域和环节也可能会出现风险。东亚地区的追赶型经济体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经历了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甚至金融危机。我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也会面临这一挑战，必须一方面加强对内部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防控，另一方面防范外部冲击，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次，加快形成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应高收入增长。收入差异的背后，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度的差异，或者说“产业质量”的差异。部分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是因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够吸引高知识技术密度的要素，并将其优化配置和利用。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在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高质量产业都是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里形成。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最后，保护与发展企业家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发挥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或模式从哪里来？顶层设计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说清楚大的方向、目标，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具体什么样的办法符合各地的实际，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能够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在市场中的探索、试错、比较、竞争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地方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性。
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统”和“放”的循环和争议。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以后，政府的角色逐步演变，如果说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生产要素平台的搭建者。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的作为确实能够提升这一地方的发展水平，反之则相反。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与提升。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有所调整，主要应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建设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允许地方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试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重点领域改革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优先推动那些有助于增长阶段转换、新增长动能形成的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应按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并强调，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需要创新监管方式，按照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要求，要改变传统“管”的观念，把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向。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政府将近90%的前置审批事项已经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放任自流”，必须同步跟进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和办法。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的行政审批事项和中介服务，要确保安全监管职责无缝隙。
二是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强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我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是不低的。下一步在加大减税力度的同时，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是推动税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应当创造条件，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相应降低这类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三是应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对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深化和提升。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等。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总结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前提是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党的xx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水平。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
【思想宣传范文】四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他强调：“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40年来，我们党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又坚定不移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改革、驾驭改革的政治智慧和坚强能力。
一
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聚焦制度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深邃的制度改革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表明，自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深刻认识到改革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是赶上时代步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制度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艰巨性的战略思考，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创造性提出了制度定型论。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一论断，在党的xx大以来得到了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以党的xx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在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进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其制度建设必然会经历由不够成熟到逐步成熟、由不够定型到逐步定型的过程。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旁无佐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制度建设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创造才能走向定型。第三，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处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使制度探索和定型的过程充满风险和挑战，如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重大任务。
二
党的xx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一重要论断，创造性提出了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实现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取向。
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不断推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而言，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根本在于严格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任何方面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确保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绝大多数人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消除利益分化、利益固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持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以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紧跟时代潮流、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中革故鼎新、创新发展，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当代中国在昂首阔步向着宏伟目标坚定前行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和挑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要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和推进作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制度活力、形成制度红利、释放制度优势。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重大关键性问题中推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是以往几十年我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尤其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紧紧抓住那些影响制度活力的重大问题，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前进。
抓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我们既要深入解决市场运作失灵即由于利益驱动而导致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要进一步解决市场机制不到位所造成的企业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问题；既要深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从而造成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要进一步解决政府调控不力，不作为、乱作为乃至懒政庸政等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抓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既是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又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完成这一重大改革任务，必须切实处理好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抓住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兴盛的优势。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一定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同时，文化又具有极强烈的交流性和交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坚持个性和共性有机统一的现代文化形态。这决定了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抓住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优势。在发挥好政府治理作用基础上，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确保社会机体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抓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势。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切实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思想宣传范文】五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认真回顾和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升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既要解决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又要解决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当时制度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等等。这标志着我们党把制度建设问题提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的重大飞跃。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一时期，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在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开创了党的制度建设新局面。强调，完善各个方面的制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党内教育、管理、监督的制度，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加以完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党的xx大提出，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并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内涵，拓宽了党的制度建设的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党的xx大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大力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指出，我们既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又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和创新；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和机制，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党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xx届四中全会强调，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xx大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的制度建设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强调，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强调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确保每项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强调狠抓制度执行，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示范表率作用，让遵守法规制度蔚然成风；强调要强化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些重要论述，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方位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党的xx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党的xx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的xx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党的xx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此外，党中央还编制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xx—20xx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xx—20xx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些重大部署、重要举措，推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入快车道。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各位阶、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我们党坚持真抓严管，通过加强学习教育、强化监督检查、狠抓制度执行等有力措施，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法规制度意识普遍增强，正在养成在制度、纪律约束下学习工作生活的良好习惯，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一是以党章统领党的制度建设，提高了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作为立党管党治党的总依据、总遵循，党章具有最高权威，依规治党首先是依据党章管党治党。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先后8次修订完善党章，不断推动党章与时俱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制度动力。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根本大法注入了新鲜血液。党中央把制定准则、条例作为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主干性、支撑性法规制度来抓。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20xx年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12个方面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刚性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党中央还先后制定了32部条例，进一步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是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明确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程序，为党内法规制度备案工作提供了遵循。根据中央法规制度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陆续制定具体的配套法规制度，增强了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
二是党的组织法规不断完善，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制度基础。为了全面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和职责，我们党先后制定了450多部组织法规制度。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着力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方面补空白、立新规。修订《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20xx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首次为建立70年的党组制度立规，全面规范党组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了各级地方党委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重要职责、决策规程等。这些法规制度，夯实了管党治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三是党的领导法规逐渐健全，保证了党的领导活动在制度轨道上推进。目前，我们党已制定900多部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对党的自身领导体制、党与政府等机关组织关系作出规范。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制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办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等，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20xx年10月，党中央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强调落实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有力维护了核心地位，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是党的自身建设法规日益完善，显著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的自身法规制度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目前现行有效的法规约1400部。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推动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在树导向、强监管。以修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抓手，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有效破解了“四唯”问题；改进政绩考核机制，有效遏制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修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强化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培训，有效发挥了补钙壮骨、固根守本作用；制定实施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治理“裸官”、规范兼职等制度，干部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重在强基础、补弱项。出台国有企业、社会组织、民办学校等领域党的建设制度，薄弱环节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持续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各级党组织书记管党治党意识明显增强、责任有力落实；修订实施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党员队伍保持适度规模，质量进一步提升。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在增优势、添活力。制定实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意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推进职称制度和分类评价制度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制定“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办法，提升人才工程实施质量和效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五是党的监督保障法规持续加强，有力促进了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长期以来，我们党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的原则，对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奖惩、保障等作出规范，共制定1460多部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着力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把党内监督同其他监督方式贯通起来，着力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党中央制定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党纪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指明道德高线，划出行为底线，着力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既用制度建设促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深入发展，又善于把党的各方面建设取得的成果及时上升为制度，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把握正确方向是第一位的要求。把握正确方向，必须切实体现党的意志主张、体现党章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我们党始终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各项工作，并通过法规制度将党章规定细化具体化，切实维护了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只有在方向性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政治定力，着力完善党的建设各方面制度，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二是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是其基本内容的具体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着力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序化。实践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有效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只有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并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才能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三是坚持着力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提高了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尊重创造，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及时做好立、改、废、释工作，既保证了制度活力，又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注重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了法规制度的整体效应。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立规、民主立规、依法立规，才能确保每项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才能真正做到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四是坚持党的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并重。制度的制定是基础，制度的执行是关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的制定，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逐步形成一个以党章为统领，各项具体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制度一旦制定，就要严格执行。我们党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坚持钉钉子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狠抓制度落实，制度威力充分彰显。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一手抓制度制定，一手抓制度执行，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管党治党的制度落地生根。
五是坚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协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同时，还善于把成熟的党内法规制度通过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家法律法规，更好地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实现党的制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配合、相互促进。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只有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着力提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水平，才能使党的制度建设全面融入并保障国家法治建设。
我国的政党制度优秀篇3
我国证券交易制度
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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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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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日发布通知，提出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医保整合，努力实现年底前所有省(区、市)出台整合方案，2017年开始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通知要求健全医保支付机制，健全利益调控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就诊，让医院有动力合理用药、控制成本，有动力合理收治和转诊患者，激发医疗机构规范行为、控制成本的内生动力。
同时，健全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机制，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医保待遇调整机制。要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在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面，通知要求确保明年开始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2017年底，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此外，通知还提出健全医保经办机制，加快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等要求。
日前，河南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实施意见》，对该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做出了总体规划部署。
根据人社部数据，全国已有至少20省份明确城乡医保并轨。而并轨制度落实后，不少地区原有的新农合药品目录大幅扩容，城乡居民的医保报销比例也将提高，民众受益颇多。
20省份明确城乡医保并轨 归口管理部门不同
目前，国内的基本医保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这其中，城镇居民医保由财政和城镇居民缴费，由人社部门管理；新农合由财政和农民缴费，由卫计部门管理。
虽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是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但由于管理部门不同，就医报销、目录等各不相同，享受待遇有较大差别。
今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整合两种医保制度。该政策的落实也意味着民众就医报销将不分城里和农村。
据人社部8日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兵团在内的20省份对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进行了总体规划部署或已全面实现整合。
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宁夏、青海和兵团已全面实现制度整合。河北、湖北、内蒙古、广西、云南等省份明确将从2017年起执行，北京明确2018年1月实现“二合一”。
此外，中新网记者发现，在20省份中，包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在内的大部分省份明确，将整合后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划归人社部门管理。
但陕西出台的《陕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则提出，由卫生计生部门统一管理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仍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
阅读延伸：城乡医保并轨 整合后农村居民用药范围成倍扩大
本月底前，该省、市州、县市区和乡镇新农合的管理和经办职能将划转人社部门。同时还要将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保目录，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执行。
《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份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一由人社部门管理，其中9个已全面实现制度整合。制度整合后，筹资水平保障水平将实现统一，新农合参合人员的个人医保缴费将有所提高，同时，定点就医、医保用药的范围扩大。
17地已规划部署统一城乡医保
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各省(区、市)要于2016年6月底前对整合城乡医保制度作出规划和部署，各统筹地区要于2016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据统计，包括湖南在内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区市(含兵团)已经在省级层面作出相关规划和部署，均明确将整合后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划归人社部门管理。城乡居民将享受同样的医保目录和报销比例。其余省份尚未作出规划和部署。
其中，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宁夏、青海、新疆建设兵团等9地，在国务院文件之前就已推进并轨，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今年上半年，河北、湖北、内蒙古、江西、新疆、湖南、北京、广西等8省区市先后出台文件、部署整合城乡医保，其地市级统筹地区的实施意见正在酝酿，将赶在年底前公布。
根据《意见》确立的“六统一”思路，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将实现统一覆盖范围、统一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因此，制度整合后，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都会相应提高。
整合后城乡居民保障水平提升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实施意见，要求在8月30日前将省、市州、县市区和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和经办职能划转人社部门。
意见明确，要将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保目录，统一合并为新版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执行。将原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整体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协议管理范围。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协议医疗机构范围，村卫生室由乡镇医疗机构统筹管理。
同时，湖南全面推行以总额控制为基础的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积极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床日付费、总额预付为补充的复合支付方式，逐步健全医保风险控制和费用分担机制。
根据人社部公布的统计，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数据是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人社部负责管理的城乡统筹居民医疗保险数据。2015年，新农合与城镇(城乡)居民医保人均政府补助标准均为380元，但在个人缴费上，城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略高于新农合，因此两者的人均实际筹资分别为515元和490.3元，个人缴费占基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2.6%和18%。从保障水平看，2015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约为75%，城镇(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68.6%。
根据并轨“就宽不就窄，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制度整合后，新农合参合人员的个人医保缴费将有所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保障水平也将提升。
定点医院、医保用药范围成倍增长
《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发现，根据地方人社部门数据，城乡医保并轨后，各地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医保药品的目录，都明显扩大。尤其是参保新农合的农村居民，并轨后的医保用药范围成倍增长。
例如，在已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省份中，天津市人力社保局透露，城乡医保并轨后，农村居民医保药品的数量从原来的2000多种增加到7300多种，增加了2倍。此外，农村居民就医定点医院的数量也由原来的30家左右，扩大到目前的1400余家。
山东、广东、宁夏城乡医保并轨后，城乡居民统一使用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农民的可报销药品种类分别从1100种、1083种、918种扩大到2400种、2450种、2100种，医保用药的范围增加1倍多。
有浙江网友在微博上透露，“并轨”前他的父亲只能吃20多元一瓶的药。现在买药的选择范围扩大了，虽然比过去多付一些药费，但自付的部分和以前差不太多，药却上了一个档次。
在已经部署整合城乡医保的省份中，部分地方也对医保用药进行了规定。以内蒙古为例，其新农合药品目录由原来的1988种增加到2600多种，增幅在三成以上，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将逐步向城镇居民靠拢；在河北，按照保障待遇“就高不就低”进行整合，整合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用药目录能达到2900种左右。
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报销也在政策衔接中。
“并轨”后医保系统全面联网
除定点就医、医保用药的范围扩大以外，医保报销比例也相应有所提高。同时，部分省份还全面建设“网络向下延伸、数据向上集中”的医保信息系统，提供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均等化的医保经办服务。
“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更趋公平，而且近年来居民医保待遇水平也稳步提高。”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负责人表示。
据当地媒体报道，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筹资标准从2012年的489元提高到2015年的785元，县域内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报销比例从2012年的`35%提高到50%左右，县域内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2012年的62%提高到75%左右。
据报道，2015年，浙江省在城乡居民医保并轨的基础上，率先实现大病保险制度全省全覆盖。据统计，截至年底，浙江省大病保险基金支付约13亿元。大病保险受益人数基本医保加上大病保险总报销比例超过80%，极大地减轻了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据广东省人社厅消息，2012年广东实现了全省医保城乡统筹，城乡居民医保水平此后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从54%提高到76%，最高支付限额从5万元提高到44万元。
直辖市重庆市的40个区县医保系统则已全部联网，实现联网就医，95%的村卫生室可刷卡就医，3200多万城乡参保人员在近3000家定点医疗机构、5000多家定点药店就医购药实现实时刷卡结算。
与重庆有所区别，江苏在信息化方面的作用则体现在监管方面。江苏省苏州市人社部门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对参保患者刷卡结算的每笔费用进行“无盲区”监管。全市107家定点零售药店，家家都装有远程监控系统，从而使定点药店总体费用较整合前同比下降了20%。
焦点 4000万重复参保人口 将被剔除
《法制晚报》记者注意到，由于过去信息缺乏联通，造成务工人员、在校学生等跨区域、跨医保的重复参保现象，由此引发财政重复补贴、医保重复报销的问题。据人社部测算，以10亿城乡居民为基数，全国重复参保率约为4%，即4000万人重复参加医保。按照目前财政补贴标准计算，重复补贴金额每年超过160亿元。多地推进城乡医保并轨期间，还核销了不少重复参保人口。
人社部数据显示，仅山东一省整合就剔除重复参保250万人，当年节约财政重复补助资金8亿多元。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也透露，天津城乡医保并轨期间，彻底杜绝了重复参保现象，包括40万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农民工医保和新农合的农村居民，以及将近4万跨统筹区县的重复参保人口。
“通过整合医保基金、统一定点管理，参保居民可以享受到城乡一体化的经办服务，城乡居民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也会更方便。”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说。
三大常用药价格降幅 均超5成
去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6个部门组织开展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降低广大患者用药负担。
据了解，国家药价谈判首批谈判药品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商品名“韦瑞德”)、盐酸埃克替尼(商品名“凯美纳”)、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目前已全部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三种谈判药品降价幅度分别为67%、54%、55%。
今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宣布肺癌和乙肝两个病种的三个药品进入首批谈判名单。
慢性乙肝治疗用药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谈判后月均药品费用从1500元降至490元，价格降幅为67%;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用药“吉非替尼片”，为靶向抗癌药物，谈判后月均药品费用从15000元降至7000元，价格降幅为55%;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用药 “盐酸埃克替尼片”，谈判后月均药品费用从12000元降至5500元，降价幅度为54%。
乙肝药韦瑞德在降价后成为使中国售价成为全球最低。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有9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有2800万是慢性乙肝患者，760万丙肝感染者，需要及时正确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乙肝患者的药物成本负担沉重。
另外，现阶段我国肺癌发病率每年增长26.9%，肺癌已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预计到2025年，我国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而一项针对三级专科医院住院肺癌患者的经济负担研究显示，患者年人均总费用约为15万元。
我国的政党制度优秀篇5
我国证券交易制度
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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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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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法理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各民主党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入把握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法理逻辑，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历史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伴随中国人民站起来正式确立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合作智慧的结晶。回顾历史，民盟就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克时艰中不断坚定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决心。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接受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
可以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发展起来的，是伴随中国人民站起来正式确立的。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大目标下共同奋斗，使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各民主党派在探索救国道路上自觉而郑重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选择、正确的选择。
实践逻辑：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日益彰显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实践，愈发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优势，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共同目标激发同心同向，整体利益统合各方利益。指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各民主党派虽然来自不同界别，但都追求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极大激发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动力。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比如，20xx年至20xx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平均每天有3.7万人走出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对同期全球脱贫的贡献率高达70%。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有各民主党派的积极贡献。
协商民主实现集中领导与发扬民主的有机统一。在一些西方国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经常陷入恶性竞争，形成否决型政体，出现前任建房、后任拆梁的现象，甚至把丑化、贬斥对手作为吸引眼球、获取支持、树立政绩的手段。各利益集团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优先地位，对于对立利益集团的要求则予以排挤打压。中华文明自古就提倡以和为贵，主张不同因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将注重合作融合、反对分立对抗作为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画出“最大同心圆”。我国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长远发展，有效避免短视和折腾带来的巨大成本。解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往往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在新中国成立不到70年的时间里，我国发展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避免了政党相互倾轧造成政局不稳或政权更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稳定领导，积极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通过长期稳定执政，中国共产党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成功解决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又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事实胜于雄辩，成就赢得瞩目。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日益彰显。
法理逻辑：新型政党制度的法治保障日渐完善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相关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制度框架体系，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运行、发挥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均有明确规定。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20xx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修订的政协章程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指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些法律制度规定，不仅完善了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而且在法理上明确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秩序框架和行为准则。
回顾历史，从“八字方针”“十六字方针”到“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从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到提出“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与时俱进。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的相关制度，使参政党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深化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多党合作的制度规定，使多党合作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不断提高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定更大的利益。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我们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共xx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各民主党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不忘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思想宣传范文】二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开启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缘于解放思想的先导
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党和国家实现历史转折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又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展开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决定了开启改革开放的艰难和复杂，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正如邓小平当年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不进则退，不进则亡。“文革”十年引起党和人民全面反思，反思最集中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推动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又进一步推动了拨乱反正的深化和展开，成为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开始起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开创事业新局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真理标准的确立，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左”的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觉醒、敢于觉醒、持续觉醒的强大思想武器。
解放思想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前人没有做过，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无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许多问题在经典著作中也不可能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非常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在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就郑重向全党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也反复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高度，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审视时代特点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既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又适应时代要求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理论体系重新确立了从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思想体系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旧思想、形成新思想的历史，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通过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回击了“两个中心”的议论，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正是因为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越来越红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才不断涌现，这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进步最快的时期，举国上下，国内国外，有口皆碑。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统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同步推进，执政党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步推进，治国理政取得显著成效，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信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再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仍然必须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高扬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指导作用。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在方向问题上，我们依然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要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所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切实增强其现实针对性。理论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断增强理论创新的意识和观念，致力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敢于和善于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索，给人以信服的理论回答。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善于运用科学方法，下功夫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那些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关键性的问题，找出特点，发现规律，升华理论。
【思想宣传范文】三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推动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应对以下方面的挑战：
首先，加快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优化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仍然是我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一短板就难以绕开。
其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前提。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风险形成条件也相应发生重要改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金融风险不易显现，一旦转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原本无风险的领域和环节也可能会出现风险。东亚地区的追赶型经济体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经历了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甚至金融危机。我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也会面临这一挑战，必须一方面加强对内部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防控，另一方面防范外部冲击，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次，加快形成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应高收入增长。收入差异的背后，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度的差异，或者说“产业质量”的差异。部分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是因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够吸引高知识技术密度的要素，并将其优化配置和利用。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在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高质量产业都是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里形成。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最后，保护与发展企业家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发挥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或模式从哪里来？顶层设计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说清楚大的方向、目标，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具体什么样的办法符合各地的实际，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能够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在市场中的探索、试错、比较、竞争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地方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性。
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统”和“放”的循环和争议。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以后，政府的角色逐步演变，如果说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生产要素平台的搭建者。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的作为确实能够提升这一地方的发展水平，反之则相反。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与提升。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有所调整，主要应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建设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允许地方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试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重点领域改革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优先推动那些有助于增长阶段转换、新增长动能形成的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应按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并强调，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需要创新监管方式，按照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要求，要改变传统“管”的观念，把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向。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政府将近90%的前置审批事项已经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放任自流”，必须同步跟进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和办法。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的行政审批事项和中介服务，要确保安全监管职责无缝隙。
二是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强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我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是不低的。下一步在加大减税力度的同时，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是推动税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应当创造条件，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相应降低这类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三是应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对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深化和提升。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等。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总结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前提是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党的xx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水平。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
【思想宣传范文】四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他强调：“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40年来，我们党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又坚定不移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改革、驾驭改革的政治智慧和坚强能力。
一
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聚焦制度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深邃的制度改革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表明，自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深刻认识到改革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是赶上时代步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制度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艰巨性的战略思考，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创造性提出了制度定型论。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一论断，在党的xx大以来得到了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以党的xx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为标志，我们党开启了在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进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其制度建设必然会经历由不够成熟到逐步成熟、由不够定型到逐步定型的过程。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旁无佐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制度建设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创造才能走向定型。第三，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处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使制度探索和定型的过程充满风险和挑战，如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重大任务。
二
党的xx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一重要论断，创造性提出了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实现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取向。
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不断推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而言，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根本在于严格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任何方面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确保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绝大多数人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消除利益分化、利益固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持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以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紧跟时代潮流、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中革故鼎新、创新发展，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当代中国在昂首阔步向着宏伟目标坚定前行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和挑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要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和推进作用，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制度活力、形成制度红利、释放制度优势。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重大关键性问题中推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是以往几十年我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尤其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紧紧抓住那些影响制度活力的重大问题，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前进。
抓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我们既要深入解决市场运作失灵即由于利益驱动而导致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要进一步解决市场机制不到位所造成的企业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问题；既要深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从而造成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干扰和破坏的问题，又要进一步解决政府调控不力，不作为、乱作为乃至懒政庸政等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抓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既是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又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完成这一重大改革任务，必须切实处理好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抓住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兴盛的优势。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一定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同时，文化又具有极强烈的交流性和交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坚持个性和共性有机统一的现代文化形态。这决定了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抓住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优势。在发挥好政府治理作用基础上，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确保社会机体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抓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全面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势。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切实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思想宣传范文】五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认真回顾和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升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既要解决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又要解决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当时制度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等等。这标志着我们党把制度建设问题提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的重大飞跃。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一时期，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在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开创了党的制度建设新局面。强调，完善各个方面的制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党内教育、管理、监督的制度，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加以完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党的xx大提出，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并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内涵，拓宽了党的制度建设的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党的xx大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大力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指出，我们既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又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和创新；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和机制，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党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xx届四中全会强调，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xx大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的制度建设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强调，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强调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确保每项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强调狠抓制度执行，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示范表率作用，让遵守法规制度蔚然成风；强调要强化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些重要论述，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方位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党的xx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党的xx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的xx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党的xx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此外，党中央还编制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xx—20xx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xx—20xx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些重大部署、重要举措，推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入快车道。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各位阶、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我们党坚持真抓严管，通过加强学习教育、强化监督检查、狠抓制度执行等有力措施，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法规制度意识普遍增强，正在养成在制度、纪律约束下学习工作生活的良好习惯，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一是以党章统领党的制度建设，提高了制度建设的整体水平。作为立党管党治党的总依据、总遵循，党章具有最高权威，依规治党首先是依据党章管党治党。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先后8次修订完善党章，不断推动党章与时俱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制度动力。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根本大法注入了新鲜血液。党中央把制定准则、条例作为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主干性、支撑性法规制度来抓。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20xx年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12个方面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刚性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党中央还先后制定了32部条例，进一步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是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明确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程序，为党内法规制度备案工作提供了遵循。根据中央法规制度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陆续制定具体的配套法规制度，增强了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
二是党的组织法规不断完善，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制度基础。为了全面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和职责，我们党先后制定了450多部组织法规制度。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着力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方面补空白、立新规。修订《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20xx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首次为建立70年的党组制度立规，全面规范党组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了各级地方党委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重要职责、决策规程等。这些法规制度，夯实了管党治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三是党的领导法规逐渐健全，保证了党的领导活动在制度轨道上推进。目前，我们党已制定900多部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对党的自身领导体制、党与政府等机关组织关系作出规范。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制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办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等，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20xx年10月，党中央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强调落实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有力维护了核心地位，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是党的自身建设法规日益完善，显著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的自身法规制度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目前现行有效的法规约1400部。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推动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在树导向、强监管。以修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抓手，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有效破解了“四唯”问题；改进政绩考核机制，有效遏制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修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强化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培训，有效发挥了补钙壮骨、固根守本作用；制定实施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治理“裸官”、规范兼职等制度，干部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重在强基础、补弱项。出台国有企业、社会组织、民办学校等领域党的建设制度，薄弱环节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持续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各级党组织书记管党治党意识明显增强、责任有力落实；修订实施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党员队伍保持适度规模，质量进一步提升。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在增优势、添活力。制定实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意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推进职称制度和分类评价制度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制定“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办法，提升人才工程实施质量和效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五是党的监督保障法规持续加强，有力促进了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长期以来，我们党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的原则，对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奖惩、保障等作出规范，共制定1460多部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着力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把党内监督同其他监督方式贯通起来，着力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党中央制定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党纪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指明道德高线，划出行为底线，着力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既用制度建设促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深入发展，又善于把党的各方面建设取得的成果及时上升为制度，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把握正确方向是第一位的要求。把握正确方向，必须切实体现党的意志主张、体现党章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我们党始终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各项工作，并通过法规制度将党章规定细化具体化，切实维护了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只有在方向性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政治定力，着力完善党的建设各方面制度，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二是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是其基本内容的具体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着力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序化。实践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有效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只有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并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才能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三是坚持着力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提高了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尊重创造，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及时做好立、改、废、释工作，既保证了制度活力，又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注重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了法规制度的整体效应。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立规、民主立规、依法立规，才能确保每项法规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才能真正做到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四是坚持党的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并重。制度的制定是基础，制度的执行是关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的制定，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逐步形成一个以党章为统领，各项具体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制度一旦制定，就要严格执行。我们党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坚持钉钉子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狠抓制度落实，制度威力充分彰显。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一手抓制度制定，一手抓制度执行，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管党治党的制度落地生根。
五是坚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协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同时，还善于把成熟的党内法规制度通过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家法律法规，更好地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实现党的制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配合、相互促进。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只有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着力提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水平，才能使党的制度建设全面融入并保障国家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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