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革命历史纲要（完整）,供大家参考。
自 1840 年以来， 中国就开始了向殖民地的演化。
殖民地是什么社会？ 是充当资本主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经济被宗主国控制的社会。
这个社会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附属品。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
中国仍然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地位。
依然有自己的中央政府。
人民也确确实实地认为中国仍是一个“国”， 没有沦为殖民地， 人民也没有当亡国奴。
中国既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 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 乃至军阀领导人也由其幕后控制， 但中国却仍未成为完全的殖民地。
中国太大， 民族又统一， 有数千年积淀形成的文明势能。
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从来未丧失过。
而从国际形势来看， 中国受侵略很晚。
1840 年就已经是大国争雄了。
中国免受了一个列强的侵略， 成为一国列强的殖民地， 而是成为共同宰割的对象， 各个列强之间利益存在分歧。
中国未被瓜分掉， 列强通过扶植傀儡形成了“共治” 局面。
中国的殖民地化只能说“半”， 而中国的封建文化虽然受到冲击， 但损失的仅仅是城市和少数乡 村， 内陆的广大农村和城镇依然如故。
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一直未能撼动， 地主阶级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统治力量。
政府的治国方略不能不考虑到大地主的利益。
这样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改变了一部分， 而其他大部分依然如故的社会， 称为半封建。
而殖民地本身就是“半资本主义” 的过渡社会。
那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如说成是“半而又半” 的过渡社会。
即四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社会加四分之三的封建社会。
中国的社会矛盾， 四分之三的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四分之一的是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
这里说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确属一个实在的社会矛盾。
但这个矛盾的解释， 同样是矛盾的。
没有这对矛盾， 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根本不会被提出。
在资本主义侵略之前， 中华民族仅仅作为潜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存在。
而这个潜在的统一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具备了高度的认同感。
一旦受到外部的刺激， 这个统一体才会意识到自身是个统一体， 任何人都应该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利益。
每个人的命运系于整个共同体的命运之上。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是个现代概念， 最早由梁启超等人提出。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正式地宣示了 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开始暴露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渗透和资本主义侵略之下， 自身就要面临瓦解的过程了。
历史遵循着一种曲线的发展方式， 即要灭亡一个事物， 首先是让其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然后才使其消亡。
社会化大生产在全世界的蔓延铺展的最终结果无疑是要消灭每一个仍然在独立发展的古老的落后的机体， 让他们统一于全世界的“大社会”。
而社会化大生产对于像古老的中国这样的触碰， 首先就是以资本主义侵略的方式开始。
刺激这样一个社会也要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社会主义革命， 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之上的。
其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 建立公有制的社会。
以社会化大生产来衡量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显然中国缺少的缺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条件。
中国人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摆脱封建的生产关系， 摆脱资本主义列强的奴役， 让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独立起来。
使其获得社会化大生产顺利发展的条件。这里当然就要求有那么一种能够担任这一历史任务的势力， 来完成这个艰巨的转变。
显而易见， 中国本土的东西是无力承担这一责任的， 无论是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的农民运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发展缓慢， 软弱无力。
要让中国这样一个巨龙崛起根本就力不从心。
中国要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无疑就要求一种势力能够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组织起来， 以一种强力的措施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解救于没有尊严， 任人宰割的泥坑。
谁能解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又能带领中华民族摆脱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进而让中华民族恢复尊严， 自立于世界之林？ 这需要一种思想， 给中国人以希望。
无疑，马克思主义成为这样的理想的思想。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民族的独立才有了希望。
马克思主义是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量身定做的吗？ 根本不是， 但它却有着科学的辩证法， 让掌握它的人获得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
而且， 它给予了人们以希望， 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
自一战打响以来， 中国人迷茫了。
西方的东西并不是最好的。
而十月革命则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出路。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并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化大生产——其顺利发展的基础， 倒还需要去争取， 去奠定。
无产阶级力量相当微弱。
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来说是个“舶来品”， 中国学习西方的一部分， 当然也是最为先进的舶来品。
中国人发现它有用， 首先就是知识分子发现它对于改变民族命运有用， 对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有用， 而无产阶级本身还是次要的。
是知识分子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 争取民族独立， 而不是无产阶级本身来担当革命的重任。
显而易见，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集体。
这样来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奠定了， 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完成民族独立。
民族利益远高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阶级利益。
虽然按马克思的观点， 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以此形成国际主义。
它远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注定是民族主义的发展。
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使命与其本身的要求之间存在了矛盾。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存在了矛盾。
这个问题， 民族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 共产主义运动的民族化是二十世纪的普遍现象。
这与社会化大生产不够发展有关。
这种民族化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此是后话。
强大的民族观念自然使这些知识分子奉行马克思主义而最终远离真正的无产阶级， 要解决社会的矛盾就要首先解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一社会首要矛盾， 而不是尚在发展之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现实的状况使他们务实地向农民靠拢， 将中国的革命变作农民革命， 以农民革命来争取社会主义与以工人斗争来瓦解社会主义一样， 都是一种罕见的历史奇观。
我们可以去追寻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 看看它如何由“原版” 的马克思主义走向适应中国国情， 又怎么由于适应中国国情与其最终目标相矛盾的。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 它是十月革命的产物。
它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密切相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成为最后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的外部原因。
此是后话。
一大到五大， 中共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 指望通过弱小的无产阶级打开社会主义革命的局面， 但这终究不能成功。
毛泽东对此有冷静的分析， 大体意思就是强大的敌人在城市， 虽然无产阶级也在城市。
这是何等道理呢？ 摆明了说就是依靠无产阶级根本无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必须争取农民支持才有胜利的希望。
但社会主义唯一可靠的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
以农民争取社会主义无疑会引起重重矛盾——并不是简单的矛盾而已。
中国共产党工作重点转向农村， 但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冲动仍展现在 “左倾盲动主义者”的“城市中心论” 上。
无论是瞿秋白还是李立三， 王明， 都指望能迅速赢得城市革命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城市。
但这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当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扎下跟来， 不再企图搞城市革命的时候， 当大量农民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 党的干部们都在从事农民农村事务的时候， 一个问题就来了。
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却从不领导无产阶级革命， 倒领导起了农民革命战争。
那么， 它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吗？
不由无产阶级决定， 也不由其产生， 主要地不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 而服务与农民阶级斗争。
他们即使与无产阶级有联系， 也只是历史上的联系， 真正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这样一个党， 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的党。
这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无产阶级无法左右他们，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先
锋队就是自封的， 虚幻的。
这必然形成一种结构。
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其核心， 而将农民出身的党员吸附于四周。
这个知识分子的核心左右一切决策， 他们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的命令， 而以自己特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判断一切， 独立行事。
他们意图到哪里，就将农民引到哪里。
固然， 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核心思想， 并竭力实现这一思想。
但必然的组织形式则使其是集权的。
核心是重要的， 而且需要相当的稳定。
只有党的核心不犯错误， 正确带领全党， 才有革命成功的希望。
不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而是集中前提下的民主。
无疑，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种体制便于集中力量， 推进农民革命的发展。与工人革命是城市革命不同， 农民革命是农村革命。
而且， 农民并非天然的社会主义者， 要求公有制。
其首要的要求就是土地。
以土地革命为号召才能激发其革命热情， 而农民分土地，是在走历代以来农民战争的道路， 这类似于一批卓越的领导人在进行王朝战争， 建立新王朝，但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当党从农村进入了城市。
接管了城市。
但真正的无产阶级——所谓作为其基础存在的那个阶级。
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他们并没有民主地推翻封建把头监工， 建立自己的工人民主制度。
而是一切被包办， 城市的领导者都不是工人选举的， 党指派从农村来的干部接管了城市的管理权。
工人阶级获得了解放， 但这也不是它自己争取到的， 而是党给予的。
弱小的无产阶级无从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先锋队”， 党的骨干是在农村革命中形成的， 工人的民主是不会有的。
党的领导核心指导一切。
而不是工人阶级指导其先锋队。
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导了农民革命的成功。
权力高度集中于这批核心的革命者手里。
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 新中国建立后， 政府声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它实际完成的， 是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党的领袖一度认为， 应先完成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再待其时机成熟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实行“二次革命”。
但既然农民土地改革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农民所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发展起来。
这就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前景的挑战。
农民的分化， 最终将使共产党失去立足之地。
富农很快就会壮大， 腐蚀党在农村的基础。
若真的实行二次革命， 那么就意味着对政策之下发展起来的富农的重新剥夺。
这必然要引起重重社会矛盾。
苏联二十年代过长的新经济政策， 培养起了富农然后再去剥夺他们，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样， 连续不断地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 实行公有制则成为必然。不存在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在 1949 年到 1952 年仅仅是革命的暂歇。
当资产阶级向政权发动猖狂进攻时， 情况就很明了了， 资产阶级不再是争取的对象， 而是斗争的对象。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之后， 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一场消灭私有制的革命， 没有引起武装反抗， 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
民族资产阶级在强大的共产党军队面前无力作出什么反抗， 而只能合作， 赎买政策也缓和了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发展在哪里都应该是以武力为后盾的。
我们说， 革命者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决定权在于这些革命的决策者们， 之所以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归根到底， 是他们不选而已。这是其主观意志决定的。
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无论是哪一种力量， 都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
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却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像印度， 印尼或者埃及等国家就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仅是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选择， 大权在握的局面使其有了主观意志施展的空间。
中国在四分之一资本主义， 四分之三封建社会的基础上， 推动一个社会主义。
那么就缺乏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
那么维系一切的便是其党的核心， 几个社会主义革命者撑起了整个局面。
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农民战争中取得了农民的坚决支持和信任。
社会主义的尝试仍然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上的。
工人和农民，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力量。
这两种支持力量的联合则是工农联盟， 在工农联盟中， 农民为绝大多数， 是其主体。
而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是或然的。
这使工农联盟存在具有脆弱性。
进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具有脆弱性。
农民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服从权威。
党的组织将其力量集中起来。
可以说， 党决定一切。
社会主义的前景维系于几个占据权力核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这如同一个倒置的金字塔， 社会主义的一切都由这个权力核心支撑着。而核心的任何分裂， 乃至个别领导者意见的分歧则将导致重大的社会后果。
这样一个倒置金字塔的脆弱结构中， 领袖就是一切。
他是革命的引路人， 同样也是建设的无可争议的指挥者。
革命成功要求领袖不能犯错误， 建设更是如此。
尤其重要的是将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能有偏差。
这方面的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将农民推到资本主义方向。
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