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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治堵要科学论证 广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本地人口也超过1000万人。说远的,住花都、南沙的要进城,说近的,番禺居住天河上班的也有上百万人。想让大家别开车,都去挤地铁,这是根本不现实的。车开进来了,停车场收费太贵,怎么办?于是就路边临停,马路边等人,往偏僻角落去停。可见,涨停车费只能逼人别把车停进车位,却不可能阻挡汽车开进市区。广州道路临停塞车,就成了车主“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有关部门为了减轻道路负担,减少拥堵,往往只会从压制需求的角度出发。表面上看,涨停车费是经济手段,说到底还是不容分说的行政手段。因为它并非是和公众商议的结果,不是对市场状况进行科学全面调研而来的。最后涨价遭遇民间各种形式的抵制,还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是决策者当初没想到或不愿意考虑的。按照“问题守恒定律”,解决一个问题,必然带来相应的后果。何况涨价就能解决堵车,本身是缺乏逻辑联系的。
限外地车有排外之嫌 如今有人再次提出说要控制专车,因为“专车添堵、外地车添堵”。这也是有关部门的一面之词。仅仅说“广州的异地车牌本地化车辆已近30万辆”,就要去限外,去打击专车,这本身又会重犯类似“涨价能缓解拥堵”的逻辑毛病,其实这也属于简单粗暴的机械思维。
异地车牌本地化使用,这种畸形状况是广州限牌的结果之一,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相当比例的本地人用车的情形。这些外地牌绝大部分不是什么黑龙江、湖北或福建的车辆来广州凑热闹的。所谓外地牌车车主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领导。他们或许是广东人,甚至根本就是广州人。如果不是限牌,他们怎么会舍近求远去外地上牌呢? 如果坚持要限外,说得难听点就是“排外”了。广州能有今天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对全国不排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近在佛山的都想去限制。非要限外,建议有关部门请第三方做个综合统计和长期跟踪:车辆上路减少了多少,拥堵程度减轻多少,市民满意度提高多少,最后
就是——GDP降了多少!如果限外降低了GDP,让商旅绕广州离开,广州中心地位不保,那先问领导是不是答应。
不能简单压制使用机动车 要限制专车也是如此。专车提高了车辆的使用率和周转率,降低了空驶率,提高了城市运营的效率。让更多的人随时都可以坐车上路,快速出门,而不再有停车之忧。公务员没了公车之后,有专车搭救。此外,更多的草根人士有了工作机会,提升了生活收入,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有关部门在行动之前又有没有想过。说大局观也好,说社会创新也好,说“互联网+”也好,每一样都能带来经济增长。官员应该都能明白个中道理,而不至于拿陈旧的法律去死磕吧? 广州交通拥堵,本身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结果,它的另一面就是城市化水平和广州的吸引力。只去压制机动车使用,压制专车,这无疑也是拿双刃剑砍人,符合权力习性,却可能“杀敌八百自损三千”。
因此,只有经过充分的民间讨论和舆论发酵,中立全面科学的调查,谨慎的研究,同时后备检讨机制,才能推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即使一下子做不到这么高层次,至少在说“要涨价”、“要限外”、“要杀专车”之前,得温习一个道理:任何社会政策的后果都是连锁反应的,是无法预料的,不要拍脑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