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对外援助成效与面临新国际环境（2022年）,供大家参考。
中国对外援助的成效与面临的新国际环境
在当代多种外交工具中，对外援助是形式最为多样的一种，它既可以政治面貌出现，又可以经济生产、财政预算、建筑工程、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许多方式出现。此外，对外援助所承载的使命也极其丰富，它的目标不仅限于建筑的完工、服务的提供、资金的拨付，而是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去体现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乃至国际发展和人类诉求。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援助逐渐从国际关系的后台走向前台，成为不可或缺的外交战略工具。
一
中国对外援助的成效
1950 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和物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毅然向处于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战争结束后又将对两国的援助扩展到经济和技术领域。1955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援外的对象逐步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援助，并且把这种援助看做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看做朋友、兄弟和同志之间的互助。毛泽东主席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1] 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同志加兄弟”的互助性国家关系：中国帮助兄弟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兄弟国家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围堵和政治孤立。
“同志加兄弟”式国家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大小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体现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就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制定的“八项原则”。“八项原则”提出：中国政府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对外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2] 中国对外援助原则中体现的这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国际主义精神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著述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面的论述，而且不断遭到曲解和指责。这是因为：世界各援助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中都负载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动机与目标，因为这些目标各不相同，因此评判的标准就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差异。此外，体现在国际援助中的国家关系历来以不平等著称。发达援助国将 0.3%左右的 GDP 用于援外，却可能形成受援国国家预算 25%～30%的资金来源，[3] 使援助国可能成为受援国支配性的财政力量和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并获得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和方式的恰恰违逆这样一种国际关系。
在过去的 60 年中，对于中国援外一直都有来自不同角度的不同评论。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4]对中国援助的挞伐主要来自西方舆论和部分非洲非政府组织，它们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负责任的角色”，[5] “在挑战现有的发展范式”， [6] 呼吁美国与欧盟结成更加紧密的“民主共同体”，以共同抵消中国的影响；[7] 迫使中国在国际压力下，“自行放弃其目前的政策”。[8]
中国对外援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一样，中国对外援助的改革发展源自于内生动力，而不是外来压力。《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一书曾经指出：“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援项目，财务管理实行预决算制，一切费用实报实销，项目投资多少，建设周期长短，工程质量优劣，同执行单位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不利于充分调动项目执行单位和广大援外人员的积极性。”[9] 此外，中国对外援助的决策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而偏向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超重等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产生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浪费现象。此外，中国的援外规模也超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承受能力。为了改善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分别于1971、1972、1973、1975、1977 年召开了 5 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在强调坚持国际主义的同时，要求援外工作要以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为目标，防止和克服大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坚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勤俭办援外事业，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等倾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政府从中国和受援国的实际出发，相继提出过“平等互利、讲求实际、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四项原则。进入 21 世纪以后，又制定了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10] 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创建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提出了以人为本、关注受援国社会民生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政策，进行了促进“南南合作”的各种尝试，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CDC）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ECDC）项目下的技术转让和经验传授，扩大了“南南合作”的示范性效果，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援外道路。在庆祝中国援外 60 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评论员热情地写道，“60 年援外之路，‘中国模式’独树一帜”。[11]
对外援助的“中国模式”，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取得了难以数计的成就，这得益于多重的制度、政策保障和往往遭到忽视的中国软实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中国曾经在涉援各省及部委设立“援外办公室”，形成了条块结合和全国一盘棋的网络体
系，在中国自身能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有效地调动了全国的各种资源，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援外攻坚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中国又在全国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尝试进行政企分开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在援外项目招投标、分段管理、标准制定和监督检查等方面进行了无数次探索，制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些援外管理程序和办法，并且一直没有停止改革的探索。
中国援外道路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援外人”铺就的。从事援外工作的中国建筑工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疗队员、青年志愿者们，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经受了恶劣气候、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甚至战争环境的考验，用他们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敬业精神、精湛技艺、平等态度和英勇牺牲，在受援国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在很多非洲国家，当地人见到中国人，就会竖起拇指，连称“工作、工作、工作”。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和各界的中国民间大使们，通过他们在受援国的援助工作，为中国人赢得了“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美誉，[12] 赢得了来自受援国人民的“中国人不能走”的呼声，[13] 起到了其他外交渠道起不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发展合作关系成为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关系的典范。
二
作为时代主题的对外援助
世界进入 21 世纪以后，对外援助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21 世纪伊始，189 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就《联合国千年宣言》达成了一致，承诺在 2015 年以前使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宣言包含了 8 项“千年发展目标”，[14] 以及相关的 18 项具体目标和 48 项指数。宣言还呼吁全世界加大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承诺，特别是要使对非洲的援助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增加一倍。但是，到了 2010 年末，世界最富有的七国集团只兑现了援助计划的60%左右。世界减贫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有将近 10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且由于发达国家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困扰，减贫目标远未实现。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广为传播，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要使世界上多种多样、利益不同、制度各异的行为主体都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并形成合力，绝非易事。这些行为主体包括了各主权国家、多边发展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对于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在从事国际援助工作时抱有不同的动机，实现援外目标的方式也很不相同。虽然联合国号召在国与国之间加强合作、调动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私营企业、民间团体、普通民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力量，参与到国际发展的事业中来，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目前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里仍然存在着差异很大的政策目标、实践活动和话语体系。
1. 发达援助国对外援助的时代重心
美国在“9·11”事件以后恢复了对援外事务的重视。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和非对称战争的威胁使对外援助这种具有多重对称或非对称特点的对外政策工具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2年，美国和欧盟经过磋商，决定大幅度提高对外援助的力度，并为此重新调整了美国援外的机构和政策，其中包括赋予美国军方以实施驻在国经济技术援助的权力，让经济技术援助更加直接地为美国的战略和外交目标服务。欧盟自 2000 年以来就一面承诺提高对外援助额，一面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对外援助政策和实践向“互补性”、“协调性”和“一致性”方向整合，加紧调整援外战略、政策和机制，提升对外援助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欧盟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人员中，有多达 50%～70%的人力在从事对外援助领域的工作，对外援助作为欧盟主要对外政策工具的特点十分明显。《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加快了对外援助领域里的机制调整，将对外援助的决策部门并入新成立的对外行动署，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离，使援外与欧盟整体外交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美国和欧盟在对外援助的主题目标和实施方式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同的侧重。美国将反恐和防恐作为援外的直接目标，认定“脆弱国家比进攻型国家”更容易滋生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主义，[15] 要通过对外援助投资，将“脆弱国家”改造成“民主”国家，借以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因此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主题就变成了“民主输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共同构成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方，这个松散的整体需要使用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处理诸如统一政策目标、协调援助行动、规范衡量标准等内部事务，还需要通过一致性的行动来扩大和规范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和规则，使之有利于欧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体。“规则”和“秩序”无论对于欧盟内部事务还是对于欧盟的世界地位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欧盟对外援助将“稳定受援国的秩序、管理冲突、控制移民、促进投资、增加欧盟在受援国的市场份额、获得受援国的友谊”[16] 作为主要目标，而“维护秩序”、“推行全球治理”则是欧盟对外援助的时代主题。世界上的国际性援助协调机构，如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等，起初都是由美国主导，协调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和观念。这些协调规范了国际发展援助的方向、主导话语和方法，并且在发达援助国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分工，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程序和国家利益使它们在对外援助政策制定方面难以避免某种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从除了北欧国家的其他主要发达援助国援款拨付程序来看，援助的本意既不是慈善也不是国际发展，相反，最能够打动拥有投票权的国会议员们的议题是由他们确认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他们认为，如果将对外援助“与外交考虑脱钩”，只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就会使援外拨款“不可持续”。[15] 援外拨款可持续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外交战略，而且来自于发达援助国内部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参与。例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的首要目标是西半球战略，经济目标和人道目标仅仅
是战略目标的补充，在具体援助项目的批准过程中还必须加上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关注，如通过粮食援助解决美国粮食过剩问题等。欧洲共同体“援助联系贸易”的目的不仅是维护欧共体在世界上已经占有的工业和贸易优势，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由援助国指定的测量指标，来满足欧洲社会对于“援助有效性”的要求。这种根据援助方制订的标准而确认的“援助有效性”，是援外续拨款的重要依据，而所谓“有效”主要体现在发达援助国为受援国制订的标准是否通过，如是否实行了多党制民主，是否实现了言论自由，是否培育了公民社会，是否将援助资金直接提供给了非政府组织，等等。援助国自身的政治规则和政治偏好使它们的援助“从重视提供项目和服务，戏剧性地转变为一种关于权利和治理的语言”，[17] 进而变成让受援国感到厌倦的说教。
2. 发展中国家的时代诉求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它们在新时代的共同诉求，是无可争辩的时代主题。以“官方发展援助”名义提供的国际援助，无论是以资金，还是以技术、知识，或是以基础设施项目、人才培训等形式出现，都在发展中受援国受到欢迎。来自多边和双边渠道的各种援助用途非常广泛，有些可以应用于提高受援国政府的威望，有些则应用于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有些被看做受援国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虽然有不少受援国对“什么是发展”和“怎样发展起来”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它们都希望借助于外来援助，实现自己在新世纪的发展目标。
从受援国的角度观察，西方援助大体集中在民主建设、国家治理、观念传播、非政府扶持等“软”领域，项目选择往往以援助国为主导。因为传统的西方援助国需要同时照顾国内社会各界的利益和意见，所以很难做到急受援国之所需，在扶危解困济贫等活动中也要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难以设身处地从受援国的发展规律着想进行规划。这种援助倾向并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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