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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强势监督” 是对权力的警示 接受群众的监督、 适应群众的表达， 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
高档水产、 贵重名酒， 群众围堵、 主任跪桌……这样的情节， 让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次豪华宴请， 引来广泛关注。
虽然泰州方面及时调查， 坦言“接待活动执行相关规定不严， 造成较坏影响” ， 并将相关责任人免职， 但在这起“吃喝” 事件中， 公众的“强势监督” ， 直接把权力与权利的命题， 再次摆上了桌面。
不管群众的监督形式是否得当， 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 本身就不该发生。
更何况， 中央力倡改作风， 江苏还出台了“十项规定” ， 甚至制定出公务接待标准。
这样的背景之下， 群众对作风问题高度关注，顶风作案难免会犯众怒。
“餐桌上的腐败” 还只是导火索。
笔者采访了解到， 对在小区旁建化工厂以及拆迁补偿标准的不满， 才是背后的心理结穴。
按这些居民说法， 该小区已是搬迁小区， 这一化工厂“既违反当初规划， 也有悖环保要求， 更未征得居民同意” 。
建化工厂是否经过相关论证， 拆迁补偿标准是否符合规定， 当然不能单听任何一方说辞。
管委会引进这一项目时， 背后到底有没有像居民认为的那样， 把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物， 只想着要“政绩” ， 而
牺牲居民利益、 环境效益， 这些都需要相关方面详细调查。
不过， 因为建厂搬迁的矛盾， 而导致一场违规吃喝被抓了“现行” 、 继而起了冲突， 这样的变化， 无论如何都让当地领导干部始料不及， 或许更让他们追悔莫及。
如果在面对“化工厂留下还是居民留下” 的问题时，能多考虑群众感受； 如果能在关于拆迁补偿的谈判中， 多听听群众意见， 可能也不至于有如此尴尬的收场了。
实际上， 不管是顶风作案的吃喝， 还是一些不顾民意的决策， 背后往往都有被扭曲的权力观， 都暴露了阳奉阴违的恶劣作风。
以吃喝为例， 会找出种种借口， 或是“投资商来了， 不吃不行” ， 或是把吃喝搬到单位食堂、 公园会所。
而在决策之时， 往往把政绩和升迁看得更重。
宴请遭民众围堵， 也说明了群众对作风问题的反感， 不仅是因为铺张浪费或是败坏风气， 更是因为背后反映出权力对权利的傲慢。
中央把改作风当做工作切口， 也正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 减少权力与权利的对峙， 打破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 的无形之墙。
而从自发围堵到微博曝光， 群众的监督情绪和方式更启示我们，这是一个“权利时代” ， 群众对知情权、 参与权、 监督权、 表达权的要求日益高涨。
接受群众的监督、 适应群众的表达， 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
不仅是在吃喝等作风问题上， 更是在行政过程的每一步， 不管决策、 执行还是监督、 反馈， 只有适应这样的
变化， 把权利放在首位， 才能免于被围堵甚至“被下跪” 的结局。
在此事件中， 群众的围堵和曝光， 不仅让公款吃喝者付出代价，更为自己争取到表达权。
然而， 让群众抓吃喝， 和让社会盯公车、 让网络找手表一样， 再热闹也只是个案， 更重要的也更根本的， 应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人民时评：
用法治平衡环保“两难博弈”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的博弈， 法治正是这一“两难博弈” 的平衡点.
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 ， 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 降低了 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 也有重判之势。（相关报道见本报第十一版）
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
治理环境污染， 法律在“给力” 。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 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 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
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 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 的认定， 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 都是以规范化、 制度化的方式， 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某种程度上，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的博弈。
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 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 为追求财政收入、 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
与此同时， 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 提高到“要生态” ， 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 也放大了 环境问题。
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既然是博弈， 就难免有两难。
比如， 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 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污染， 还是与发达地区比拼“低污染产业” ？ 内蒙古某县新建企业违法排污形成“污水湖” ， 沿海化工企业在安徽“转移” 排放废料污染土壤……现实中很多地方显然更愿意选择前者。显然， 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也不能“吃子孙饭、 断子孙路” 。
这样的“既不……也不……” ， 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 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 中的平衡点， 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 既要青山绿水， 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 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
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 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 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
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才能形成有效震慑， 在更大范围、 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
从另一方面看， 社会的“环境维权” 、 公众的“环保表达” ， 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 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
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 目 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 特别是罚则较轻， 甚者更是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直接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较低、 守法成本较高” 的怪状长期存在。
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 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 着力解决环保责任不落实、 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 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 用法律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环保“法网” 。
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 所谓的博弈， 都是短期行为。
从长期来看， “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 ， 保护环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选择， 也是我们能有的唯一出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我们的“教养” 从何而来 一个现代公民， 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 一个“礼仪之邦” ， 尤其应该懂得“教养” 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 两则与考生有关、 与高考“无关” 的新闻， 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 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 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 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 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 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 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 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
高考结束后， 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 、 “提前的满分作文” 、 “向致歉女孩致敬” ……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 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 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 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 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
倘若沿着“有用没用” 的功利思路， 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的成功哲学， 两位考生的选择， 也许显得“涉世未深” 。
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 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 同时告诉我们， 成才之外， 还有成人； 成功之外， 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 我们过于痴迷“成功” 了。
如今市面上， 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 却往往千篇一律， 不是财气袭人， 便是高人一等。
反过来， 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 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
电影里，创业成功了， 一切不合理的情节， 顿时顺理成章； 生活中， 成名成家了 ， 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 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 、 “品位” 的光芒。
然而， 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 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 “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 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 。
话虽刺耳， 却非无中生有：
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 有多少人， 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 都不会说； 有多少人， 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 ……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 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 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 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 这样一个问题。比如， 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 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 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 当我们以车代步后， 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 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 是否会注意形象， 而不是随心所欲、 大声喧哗？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 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 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 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 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
有了教养， 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 至少也能心地善良； 有了教养， 无论成功与否， 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 自 信而不傲慢” 的气度； 有了教养， 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 成为一个被人欢迎、 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
每年高考后， 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 。
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 分享学习心得、 成才经验。
其实， 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 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 讲讲什么是勇敢、 什么是尊重、 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或许， 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
一个现代公民， 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 一个“礼仪之邦” ， 尤其应该懂得“教养” 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