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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表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伟大号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科学分析和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始终掌握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在新征程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一是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积极参与和引领时代潮流。二是要抓住历史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要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以强烈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履职尽责、抢抓机遇。三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强化历史自觉。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遵循，作为判断重大政治是非的重要依据，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四是要坚定担当责任，增强斗争本领。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在担当和
斗争中开创新局面、打开新天地。五是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摘编自《人民日报》
【蓝庆新：“印太经济框架”难以成为带动世界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蓝庆新指出，5 5 月 月 3 23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 ” 。“印太经济框架”打着关注“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和反腐败”等幌子，实质上是美国为实现自身战略利益、单方主导规则议题的逆全球化行为。首先，“印太经济框架”是冷战思维下的产物，其邀请参加的成员国标准在于“是否支持美国价值观和规则”，这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经贸合作原则。其次，其强化了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决定了这一框架对于主导国美国而言缺乏法律保障和强制约束力，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临时性，违背了经济全球化下的法制规范原则。再次，其是美国一以贯之主张的所谓公平贸易，这种公平是以“美国优先”为基础，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互惠原则。最后，其通过设置数字高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高标准，分化和破坏此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意图明显，
违背了经济全球化非对抗性原则。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其发展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妄想通过构建排他性、对抗性的逆全球化“小圈子”，将特定国家排除在全球和区域供应链体系之外，注定不会成功。以政治意志和冷战思维主导的“逆全球化”经济框架本身就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缺乏经济利益支撑注定会使其最终流于形式，难以成为一个包容性强、带动世界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对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巩固全球化发展成果，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内外兼修，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摘编自《光明日报》
【马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国家 “ 十四五 ” 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出台一方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服务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为使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理论、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等要有中国的特色。过去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开展的研究，大量借鉴了西方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用西方的语言解释中国的现象，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明显的概念匮乏和理论相对贫乏，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就是要用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反映中国实践，从而展现出我国的学科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要衡量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是否有原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学者在国内和国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等都是非常关键的指标。
摘编自光明网
【姜长云：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姜长云认为，面对今后更加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的国内外形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当前，必须更加重视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方面，国内外发展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特别是要高度重视乌克兰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取消疫情防控限制，可能会削弱我国率先恢复产能的优势。对此，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第一，推进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融合，更多关注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较大的市场主体。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增财力下沉基层，向受负面影响较重的群体和市场主体适度倾斜。第二，推进科技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协同发力，增强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能力。从机制、政策上鼓励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促进变革性技术创新。第三，优化跨周期、逆周期调节，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同时，要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基础性储备性研究。第四，切实推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落地。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不放松，但也要防止部分地区疫情防控过度加码，加剧物流受阻、供应链中断，妨碍国民经济循环。
摘编自《经济日报》
【吴琦：把握好新基建投资建设的尺度、维度和进度】
吴琦指出，新基建具备传统基建没有的作用。首先是边际收益递增效应。新基建可以支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技术发展，也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其所承载的数据还可以无限复用并创造新价值，具有促进有效投资的作用。其次是乘数效应。新基建可以支撑国民经济所有行业，还可以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助力扩内需和增就业。此外，中长期看，新基建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十四五”时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新基建需遵循创新驱动、协调共享、绿色低碳的导向，面向算力网络基础设施、能源电力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四个重点领域发力。为使新基建更好发挥作用，还应把握好投资建设的尺度、维度和进度。一是优化布局的尺度。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着力做好与传统基建的协调，科学规划新基建布局和规模。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和产业合作，加快城市新基建向农村延伸覆盖。二是拓宽融资维度，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资金及其他政策性金融手段，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探索设立新基建专项贷款，提供产业基金、融资租赁、投贷联动、资产证券化等综合性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注重项目投建营一体化。三是调控建设进度。新基建是一项长期战略，在全国整体规划下，各地应因地制宜，因时施策，既要保持产业规划的适度前瞻，又要避免各地项目集中上马带来的盲目、重复建设，避免设施空置、资源浪费。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光明网记者郑芳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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