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理论学习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前， 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
工业革命以后， 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 到了 19 世纪中叶后， 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 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 割地、 赔款、 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 民族自觉之声此起彼伏，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迎来摆脱殖民统治， 独立建国， 自主发展的机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 160 多年时间里， 一直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少国内、 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 提出打倒孔家店， 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显然并未如上述学者所思考的那样， 先进行文化的改造再取得经济的发展。
1979 年到 2010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9. 9%， 总量增长了20. 6 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地位大为提升。
在人口这么众多、 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 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的发展， 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而且， 自 2008年全球金融、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经济维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
现在许多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的研究认为， 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到 2030 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其他不同文化体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将充满活力，共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二十一世纪将会是全球经济多极增长的世纪。
我们将从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 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 并论证二十一世纪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 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 共同繁荣， 相互辉映的世纪。
文化的内涵
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器物层次， 也就是生产、 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 组织层次， 包括社会、 经济、 政治组织； 精神层次， 即人的伦理、 价值取向等。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 必须了 解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复兴。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然而不同的学者因分析的方便， 对文化的内涵会有不同的划分，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 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器物层次， 也就是生产、 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 组织层次， 包括社会、 经济、 政治组织； 精神层次， 即人的伦理、 价值取向等。
其实， 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应来看，器物、 生产、 生活工具、 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 而组织和伦理、 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 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 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 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 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 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 这种价值伦理和组织方式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
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 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 铁器为工具， 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 伦理、 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
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 只要每个人努力生产、 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
而且， 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
所以， 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和单个家庭为克服各种风险透过血缘的纽带解决生存保障的问题。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 在长期的实践中， 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 组织、 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文化复兴的内涵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
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 落后文化” 及“绵延不断的文化” 相对应。
谈文化的复兴表示我们的文化过去曾经是先进的文化， 而现在变为落后的文化。
那么， 何谓先进文化？ 何谓落后文化？ 另外， 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 也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的问题， 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 何言复兴？
第一，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
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 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1840 年鸦片战争时， 从器物层次看， 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 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 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 长矛， 西方则是铁甲船、 大炮。
组织层次上，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 西方则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
价值层次看， 中国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 何谓先进？ 何谓落后？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 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 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 保障生存， 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
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 和基督教的“爱” ， 都有“爱人” 之义， 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 而有亲疏远近之分， 后者以神为纽带， 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 也难分高下。
其实， 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 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 如生产工具、 战争工具等等。
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 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 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
19 世纪时， 我国使用大刀、 长矛， 而西方使用洋枪、 大炮， 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 长驱直入北京城， 火烧圆明园。
所以， 文化的先进、 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
第二， 文化的绵延不断则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
文化的绵延不断， 是与文化的消亡相对应的。
埃及、 罗马、 希腊、 巴比伦， 这些都是闻名的文明古国， 但是今天这些名词对应的仅为政治和经济实体， 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
但是， 消失的是什幺？ 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 指的又是什么？ 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 中国有著名的四大发明， 火药、 罗盘、 指南针、 印刷术， 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 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
因此， 在过去 5000 年中， 中国的器物和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
从组织的层次看， 周朝时为井田制， 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
秦汉以后，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 开始了 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 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
从政治组织来看， 周朝是封建社会， 秦朝废除封建， 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汉朝以后一直延续
这种方式。
既然经济基础、 经济与政治组织方式均在变化， 那么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 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 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
孔子称“仁者爱人” ， “爱人” 是“仁” 的本性。
冯友兰认为：
“《论语》 中言仁处甚多， 总而言之， 仁者， 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 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
”
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时， 死伤甚多， 虽然， 与死者、 伤者素不相认， 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仁” 。
这种以“仁” 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 所以， 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
同理， 西方社会， 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 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 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八九世纪脱胎于希腊、 罗马古典文明以来， 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 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己发明； 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
第一， 儒家文化以“仁” 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 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 创新，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二， 在以“仁” 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 第三，以“仁” 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 经济、 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 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 组织、 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 从经济基础来看， 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
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
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 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
以西方为例， Maddison 的研究认为， 在 18 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 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 0. 05%， 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
18 世纪以后， 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 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 1%， 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 平均每年是 2%， 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 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 18 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 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 ， 而且， 还在不断地加快。
中国在 19 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 以后迅速滑落， 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 中国人多， 工人农民的数量多， 生产经验多， 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 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
所以， 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 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 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 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
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 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己发明； 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根据定义，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 不见得需要是最新、 最前沿的发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 效益孰高。
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 风险高、 成功的概率小； 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 风险低、 成功的概率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 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 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 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
引进技术， 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速度快， 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
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 这一点：在 1978 年之前， 中国自力更生， 自己发明技术， 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 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 1978 年以后， 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 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 以后的 30 年， 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 9. 9%的成绩， 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
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 中国在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 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 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 21%， 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 在这个差距缩小前， 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
根据麦迪逊的估计， 中国在 2008 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 1951 年、 台湾地区 1975 年、 韩国 1977 年的水平。
日本在 1951-1971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 2%， 台湾地区在 1975-1995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8. 3%， 韩国在 1977-1997 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
7. 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 台湾地区、 韩国相同， 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 20 年年均增长 8%的潜力。
日本、 台湾地区和韩国在 1971、 1975 和1977 年时， 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 65. 6%， 54. 2%和 50. 2%， 到 2030 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 50%， 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
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 最强的国家。
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 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要靠保持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 要靠提高教育、 产业水平， 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 管理， 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
只有做到这些， 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 在以“仁” 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 经济组织方面， 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 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
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 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 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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