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大家参考。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4 年 6 月 30 日，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 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更说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间的说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质疑改革的左派，认定中国走的是背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主流改革派实际也认为，中国改革就是学习、模仿、照搬资本主义。当然，官方是不认可、不赞同上述说法的。于是采取了“不争论”、“只做不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由于认识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围绕改革方向的争论终于再次爆发。
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左派起了“捅破窗户纸”的作用。争论的好处就是，强迫你在关键问题上学习、思考、反省，从而作出回答。本人从这场争论中收益匪浅，思考了许多过去从未思考的问题。我综合过去写的文章，回答这个事关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结构社会主义与功能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两种理论，一种为结构社会主义，另一种为功能社会主义。
结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加公有制，计划的程度又取决于公有化程度，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1936 年苏联生产资料实现单一公有制后，斯大林即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1956 年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是可以凭借党所掌握的政治力量迅速提高的。所以，斯大林宣称 10-15 年苏联就可建成共产主义。而毛泽东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 2 年后，就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是结构社会主义论者。他们都不关注社会主义的功能问题，即社会主义究竟给人民能带来什么，以至产生了“宁要社会主义草，勿要资
本主义苗”的价值误断。结果是苏联和中国都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人民普遍贫困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邓小平一语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质疑结构社会主义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从而开创了功能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邓小平的功能社会主义，把生产力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参照、学习、引进；不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即使称作社会主义的，也要改掉。中国的改革就此起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原社会主义的结构。
对于这场改革，有些人很不赞同，曾经发生姓“社”姓“资”的两次争论。刘国光、马宾、巩献田发动了对改革的再次质疑。刘国光的“计划少了、市场多了”，马宾的“公有制少了、非公制多了”，巩献田的“国有企业不准出售”都是依据结构社会主义论。他们认为，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结构，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理睬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不接受功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求中国退回传统社会主义的老结构。这样，中国改革的方向之争就不可避免，也就发生了结构论与功能论的冲突。
功能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在 2004 年 12 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王占阳教授最早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功能论的社会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直白、最简单、最明了的解释，我想没有任何人会反对。那么，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我在 2006 年 6 月 5 日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即：
第一、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或者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收入多、福利高、待遇好。
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
第三、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活得健康、活得自在、活得开心。
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我得出如下结论：“我国改革开放前，实在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欧美似乎更象社会主义”。这三个结论得到了验证。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大量偷渡移民海外，因为中国人不幸福。今天中国人去国外旅游的多了、偷渡移民的少了，并且台湾、香港人移居大陆的不断增加，这证明改革开放的成功。欧美是世界偷渡的首选，他们的大使馆挤满了签证移民的人，人们向往那里收入高、福利好，这岂不是社会主义？
我在 2006 年 7 月 9 日写的《什么是我们的终极价值追求》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物质需求的有限满足、精神自由的充分享有、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这就需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的纠错，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的创新。所以，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结构社会主义的误区
社会主义的功能与社会主义的结构，自然功能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的结构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功能来决定、修正、完善或纠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种结构本身不是标准，更不是什么不可改变的神圣、至上的原则，而是看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功能。
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因此，可以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这种结构是无可争议的正确选择。今天要求回复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老结构，不是真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
否定计划经济，不是否定计划，不是否定国家干预，不是否定宏观调控，不是否定国家分配必要的资源。一句话，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转换政府职能。因此，决不是计划与市场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市场的作用、市场的机制、市场的功能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应起规划、引导、弥补、校正市场的作用。为民众幸福着想，市场着眼于提高效率，政府应注重公平。
对公有制问题，更不应结构至上，而要以功能来检验。按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或我说的“三个标准”、或王占阳说的普遍幸福，来决定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直接公有制还是简接公有制、股份制还是合作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依然是结构论。据此，马宾等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资金、劳动力、产值三个主要指标都要占全国总数的 50%以上”。（2）这就会成为笑话，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就看统计局公布数据，这不成了气象预报？据马宾说，中国正处在“社”或“资”的临界点上，这样增加一个非公制企业或减少一个公有制企业，就会决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可见结构论的荒唐。
按功能论来看，深圳的华为一年向国家交税 40 亿。这就为国家增加了国力、为人民增加了福利。不管它的所有制结构是什么，这样的企业多多益善、越多越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而按结构论来看，华为是民营企业，是非公有制，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异己，超过 50%就要改变中国颜色。
按功能论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国家承担风险、国家特许垄断，而国有企业赢利不用上交，好处由经营者和员工分享。这是什么所有制？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公共利益需要，而民间资本不愿投入，二是控制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技术。办企业不是国家的事，应让私人、外资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来办，国家就收税。人家投资，国家收税，人家做蛋糕，国家分蛋糕。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哪有这样的傻瓜，什么企业都由国家办，办了又要国家管，亏了还要国家补，盈了就让人家花。结果，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福利，国家却拿不出钱。成绩就是办了许多国有企业，公有制控制了一切。于是沾沾自喜宣布建成了谁也不喜欢的社会主义。结构论就是这种傻瓜理论。
打破公有制的盲区
结构社会主义把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只注重名称、形式、表面，不关心内容、功能、实质。结构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痴迷和崇拜，到了十分盲目的地步。
他们推崇公有制，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首先必须破除的盲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可惜，马克思没有分析消灭私有制的条件，更没有论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消灭私有制会带来什么后果。接着马克思说：“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马克思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用了一句反证：“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结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没有来得及论证的命题，大意了、疏忽了。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前，在稀缺的情况下，需要有人
克制消费，转为资本，增加供给，这就得保障资本所有者的产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消灭了产权，谁还有积极性去增加供给呢？没错，“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请注意，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后，并没有说建立公有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两段话：一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二是“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国有经济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措施，“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则是目标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提出，“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至此，我理解，马克思没有消灭私有产权的思想，只是改造私有制，成为共有制、或股份制。
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马克思的原意就大相径庭：一是斯大林的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没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无份制”；二是斯大林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这样，就成了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毛泽东在建国后，照搬了斯大林的模式，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高，农民就越没有积极性，生产力就越下降。毛泽东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公有制名实不符、功能很差，却称颂优越是必须打破的第二大盲区。评价一种所有制，归根结底，是看符合不符合生产力。具体来说，有两条标准，一是是否符合所有者利益，二是是否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所谓所有制就是对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的权利。名为全民所有，事实上全体人民无权参与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名为集体所有，农民同样无权参与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过去农民参与土地的使用，但不能决定种什么，在分配上也无发言权。农民承包以后无非给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对土地的占有和处置依然没有说话的权利。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所有者主体缺位的所有制，是不符合所有者利益的所有制，因而是一种假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各地方所有与各部门所有，在行政权力的控制下就表现为条块分割、重复建设、限制竞争、保护落后。部门地方各自为政，搞大而全、小而全，违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搞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民众贫困，前苏联是如此，改革前的我国如此，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没有
一个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既不符合所有者利益、又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所有制，一定阻碍生产力。
政府职能转变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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