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农政策调研报告惠农政策宣传简报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惠农政策调研报告惠农政策宣传简报4篇,供大家参考。
惠农政策调研报告惠农政策宣传简报篇1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 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 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 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惠农政策调研报告惠农政策宣传简报篇2
一、存在问题
1.政策宣传不深入。惠农政策的项目较多，农民群众知晓率还不高，在少数地方还出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知道的问题。个别村组干部还存在落实惠农政策上不公开，不公正，不负责，项目落实不透明等问题。在村务公开栏几乎没有公布惠农政策，只有享受户和区、乡主管部门知道，广大农民群众和不是主管部门的都不太清楚。村干部在宣传时，只是对家族、亲戚朋友个别讲，暗箱操作。如贫困生“两免一补”，大多数是让村组干部家族、亲戚朋友的学生得到。
2.贯彻落实有偏差。由于村组干部素质、精力等因素，导致农村低保、民政救助、扶贫对象、种粮直补和良种补贴等项目录入的基础信息资料部分失真，扶持救助对象定位不准。种粮直补没有实现应补尽补，甚致部分资金使用不规范，长期外出务工土地撂荒的、土地承包权转让的、承包者没有耕种的仍然在享受种粮直补政策。在实施新农合医疗政策上，部分乡镇卫生院管理较差，医生素质较低，服务意思淡薄，重收费现象较突出，导致农民主动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农民是村组干部垫支参保，甚至有垫支上万元的。
3.预算标准不一致。同类工程预算定额标准不一致，项目推进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乡镇、同一整合区域，实施同类型工程建设质量标准一致，但投资标准不一致，并且有的项目投资补助标准差距还比较大，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福高铁”建设征地，过境各乡镇甚至同一个乡镇的相邻村组征地标准就不同，造成在推进过程中矛盾突出。
4.资金监管不严格。在工作中，受人力和经费限制，部分惠农政策资金监管力度不够，出现有的政策资金监管失控，违规违纪较突出。在种粮直补上，部分乡镇的村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将农户种粮直补款扣去抵交医保费、村公路建设集资款等。有的村干部不给农户办直补卡，用他人的名字冒领种粮直补款。有的在农村低保中，不坚持原则，亲朋、好友和关系接近的人享受农村低保政策的多。
5.政策执行成本高。要落实的惠农政策多、召开会议多，印制相关材料多，支出业务费用多，需要人力多。增加了部门和乡镇政府的运行成本。上级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乡镇和部门经费支出压力大。没有工作经费，为单位、部门、乡镇、村组干部套取政策资金提供了理由或借口。各项惠农补贴的性质不同，管理的单位也不同，各项补贴发放的依据、要求各不相同，自然就形成了“一补一发”，多头多次发放，造成了发放成本和农民领取成本高。
二、解决办法
1.强化惠农政策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要把各项惠农政策及时传达到基层，把主要精神实质和操作程序向群众讲透彻，向村组干部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群众明白。要针对当前农村接受政策能力强的人群外出的现实，认真研究政策宣传的方式、方法，采取更加灵活，更加方便、快速的宣传形式，提高政策入户率。
2.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农村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效果，因为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主要靠村支两委干部去落实。为此，信州区委、区政府及时印发了《预防村干部职务违法违纪工作方案》，区检察院还印发了《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教育读本》，充分调动了村组干部的工作积极，提高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升了村组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服务水平。
3.强化各种关系理顺。在制定政策时，应对强农和惠农政策做一个基本的界定，强农政策应侧重从增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着手，着眼于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惠农政策应侧重于让农民群众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着眼于保障农民群众生活，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惠农是基础，强农是方向，应紧密结合实践经验梳理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同时简化程序，加大资金整合力，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涉农资金综合效益和项目政策效应。
4.强化职能部门职责。加强分工、各司其职，确保政策落实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落实政策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农民直接受益的原则，规范管理，阳光操作。对各项补贴在村组实行公开化，实行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农户认可，提高工作的透明度。
5.强化政策资金兑现。针对部分政策资金兑现不够及时的问题，政府要加大惠农政策资金的争取、调度和有关问题的协调力度，把政策资金按规定及时兑现给受益对象。要整合部门力量，深入乡镇明查暗防，有效预防和查处惠农政策实施中的挪用、套取、私分等违规违纪行为，提高监督实效。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惠农政策带来的真正实惠。
6.强化政策落实监督。区委、区政府要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措施和责任，切实加强政策贯彻落实过程监管。由区纪委监察局总体负责，敦促财政局、审计局、物价局等执法部门，将监督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工作纳入重点，安排人力，落实经费，保障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惠农政策调研报告惠农政策宣传简报篇3
为进一步督促强农惠农政策在我县的贯彻落实，更好地促进全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根据县人大会20xx年监督工作计划，县人大会调研组于11月22日至30日，深入到县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乡镇，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等形式，对我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我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随着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全县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统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确保了各类强农惠农资金落实到位，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一)农村土地政策落实情况
近年来，全县各级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要求，认真开展土地承包证的换发和补发工作。全县14个乡镇(场)、1个园区、158个村委会，1424个村小组，47758户农户，总承包面积336002.4亩，其中旱地面积3841.24亩。目前，全县共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44144份，占应签合同的92.4%;全县共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3250户，占总农户的70%。调研了解到，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都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口头协商流转，未出现在承包期内违法收回承包地和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等情况，农村土地承包运行总体情况良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为我县农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20xx年以来，全县强农惠农资金总计25434.384万元。其中，20xx年6949.01万元，实际拨付使用6875.79万元，尚有73.22万元地方配套资金未到位;20xx年9269.344万元，实际拨付使用8504.3326万元，地方配套未到位194万元，农村公路资金526.6万元未下拨，结余44.4114万元为项目尚未实施;20xx年9月底9216.03万元，实际拨付使用7528.73万元，结余1687.3万元为项目尚未实施)。资金来源：20xx年中央4738.84万元，省980.86万元，市311.2万元，县918.11万元;20xx年中央6060.314万元，省2110.94万元，市260.65万元，县837.44万元;20xx年截止到9月底中央7858.368万元，省846.412万元，市149.65万元，县361.6万元。具体分类使用情况为：
1、扶贫开发资金。20xx年安排189.42万元，其中县级配套0.32万元未到位，实际拨付使用189.10万元;20xx年安排128.7万元，除账户结余1.24万元外，其余全部使用到位;20xx年实际拨付使用38.8万元，结余在财政专户142.8万元。
2、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资金。20xx年两项资金共1282.02万元，全部发放到位;20xx年两项资金共1937.44万元，实际拨付使用1935.7556万元，结存在县粮食直补专户1.6844万元，预留用于廖坊水库移民要求增加粮食直补。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17.3303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
3、新农村建设试点直接统筹资金。20xx年160.8万元，20xx年311万元，20xx年9月底315.85万元，均全部使用到位。
4、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资金。20xx年、20xx年分别为376.75万元、412.5万元，均已拨付使用到位，20xx年9月底为356万元，实际拨付使用100万元，结余在财政专户256万元。
5、水稻良种和油菜种植补贴资金。20xx年以来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共1107.9万元，油菜种植补贴资金3.04万元，均已全部拨付发放到位。
6、能繁母猪饲养补贴资金。20xx年24.38万元全部拨付发放到位。
7、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20xx年以来共安排资金518.76万元，全部拨付使用到位。
8、农村沼气项目资金。20xx年106.874万元，其中拨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用64万元，拨付农业局实施项目22.837万元，结存财政专户20.487万元;20xx年9月底为112万元，由于项目尚未实施，全部结存在财政专户。
9、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金。20xx年以来金蓝领工程资金共安排551.94万元，阳光工程培训资金160.5万元，除县配套7万元未到位外，其余全部拨付到位。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36.6153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
10、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20xx年、20xx年分别为103.2万元、57万元，全部拨付使用到位。
11、退耕还林补助资金。20xx年下拨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840万元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资金20万元，20xx年下拨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258万元，全部拨付到位。以上资金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41.9549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20xx年现金补助80万元，20xx年现金补助75.9万元均已拨付使用到位;20xx年9月底种苗补助资金50万元，由于林业部门尚未提供种苗补助方案，全部结存在财政专户。
12、自然灾害救助资金。20xx年、20xx年分别为230.3万元、286万元，其中拨付各乡镇452.1万元，拨付民政局53.2万元，财政专户结存11万元，以上两年资金通过自查，已将违规资金169.8768万元缴入乡财局涉农专户;20xx年9月底339万元，实际拨付232万元(通过“一卡通”方式发放119万元)，财政专户结存107万元。
13、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资金。20xx年216万元，除省、市、县三级配套65.9万未到位外，其余150.6万元全部拨付使用到位;20xx年353万元，其中省、市、县三级配套194万元未到位，实际拨付使用159万元;20xx年9月底资金为108.9万元，全部拨付至水利局农饮工程专户，已使用49.4万元，专户结余59.5万元。
(三)建立健全落实强农惠农政策配套措施情况
全县在落实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通过建立一整套有力的配套措施，确保强农惠农各项政策得到落实。一是制定实施方案，为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提供有力保障。在每年的中央、省、市委一号文件下发后，县委、县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出台操作性强的实施意见，提出工作目标、政策措施和要求。各乡镇及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职责，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制定贯彻措施，确保强农惠农政策在贯彻落实中不卡壳、不走样。二是广泛宣传部署，为落实强农惠农政策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为保证强农惠农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各地各部门采取层层召开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切实加强强农惠农政策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增强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宣传栏、横幅等各种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使强农惠农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规范资金管理，确保强农惠农资金使用安全。近几年来，中央、省、市每年下达我县的强农惠资金数额大、范围广，为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断完善财务制度和监管制度，切实加强强农惠农资金监管，所有强农惠农资金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实行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严格按照规定审核、拨付资金。对资金补贴给农户个人的采用“一卡通”发放，封闭运行，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上，减少中间环节，避免克扣、挪用现象的发生。同时，财政、审计部门经常对强农惠农资金进行财政、审计监督，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并提出整改意见。四是开展监督检查，推动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今年2月至8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活动的要求，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监督检查的各阶段工作，解决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推动了强农惠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二、存在的问题
20xx年以来，全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落实政策上措施得力、工作扎实，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总体情况较好，但在落实的过程中，也遇到一定的困难，存在一些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有待完善。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耕地承包期内30年不变。一方面，目前农村土地、人口情况变化较大，多数村组按所谓“村规民约”对土地进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土地承包变动频繁，给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和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带来困难，也影响了规模经营和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另一方面，如严格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有些地方的人地矛盾又会日益凸现，产生一些家庭人多地少或地多人少等不合理现象，造成农村新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和谐。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除少数承包大户签订合同外，大多是在自发、自主的原则下口头协商流转，没有依法履行签约和办理有关流转手续。
(三)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少数乡镇存在套取、截留专项资金现象，个别项目资金没有做到专款专用，对专项资金的监管还存有盲点。
(四)县级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上级在安排惠农项目时，都要求县财政按一定比例进行配套，由于财力有限，在实施一些项目时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使项目的实施受到一定影响。
(五)一些项目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实施难度较大。随着形势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上级下达的一些项目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项目实施效果不甚理想。如农村沼气项目，一是农村没有实施沼气的习惯，群众接受程度低，乡村的积极性也不高;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多，农户牲畜养殖量少，没有实施沼气项目的条件;三是建筑成本上涨，项目经费没有增加，农户负担加重，更加没有积极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因生源不足，实施也比较困难。
(六)惠农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还需进一步改进。通过“一卡通”发放的惠农补贴资金种类多，发放工作量大，导致有些工作做得不细，没有标明科目，群众看不明白，容易产生误解。少数基层信用社不支持、不配合，服务质量不高，给资金发放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户较多，一些农户常年在外，无法联系，“一卡通”账户开不了，部分农户存折经常遗失，账号更改频繁，也给补贴资金的发放带来难度。
三、建议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农惠农政策涉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关注、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抓好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对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至关重要。各级政府要从学习贯彻党的xx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力加强和改进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切实解决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促进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学习宣传力度。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强农惠农政策学习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和掌握政策，自觉贯彻执行政策，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乡村干部和基层部门，要认真转变工作作风，主动为群众答疑解惑，提高服务质量。要结合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确保有关政策和资金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鉴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一些规定与目前农村土地调整现实，具体落实过程中，在既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又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意愿和现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些灵活性措施，妥善解决一些农民家庭人多地少或地多人少的矛盾。对因国家建设用地、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等原因造成土地或人口变化较大、人地矛盾突出的村组允许依照有关规定，对承包地进行适当调整等等。
(四)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各级政府要切实执行党的土地承包政策，监督土地的合理使用，制定操作性强的土地流转办法，建立土地流转档案和信息网络，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确保土地流转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健康、有序进行，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土地流转纠纷。
(五)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资金投入。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20xx年1号文件和xx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精神，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对现有项目资金的投入，进行必要的整合，相对集中，避免项目重复和资金分散。
(六)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长效机制。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经验，对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和监督缺失进行认真研究，制定推动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的配套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管机制，加强对强农惠农资金的审计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强农惠农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确保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惠农政策调研报告惠农政策宣传简报篇4
政策的根本在执行，政策执行者能否在执行阶段忠于政策的初衷对一项公共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节。因而无论是从学界研究角度还是从社会政策作用角度，我们都非常关注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与一项政策的执行总会是遇到许多“绊脚石”，其中有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政策环境因素，也有更多的人为主观因素。我们讨论的政策执行是指政府执行系统通过其积极的行动，使政策方案付诸实施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政策执行者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建立组织机构组合各种必备要素，采取各项行动，使政策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效果，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公共政策可以分为元政策、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其主要的过程有：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终结、评估等阶段。
政策是执行之源，我国在现阶段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制订者既政党以及少量的参议者即咨询机构。虽然老百姓不直接参与政策执行，但是政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政策是引导社会发展的路标和导向。公共政策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使得我们的生活有章可循，工作有规范可依，它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主宰着一个民族的存亡。公共政策涵概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即是如此。
近年来，一些被人民群众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蜕变成国家的蛀虫，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国家的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近日广西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20xx年。经审理查明谢乃金自20xx年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事实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仅广西一省在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其它地区的扶贫政策方面的执行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我国的扶贫政策的执行以及扶贫专款的执行与发放存在着许多缺漏，贫困地区群众的救命钱屡遭“洗劫”，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从而使得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有所偏差。
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政策执行偏离轨道的现象。上面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现。除此以外我们总是能发觉身边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时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公共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很多情况下被删改或变质了。对此我认为：
第一：体制不健全。政策执行体制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环境系统，同时是影响政策执行因素中重要的一还。健全的体制有利于发挥政策的作用体现政策效果。但现行的政策执行体制却是不能另人满意的。首先在权力的分配上存在不合理，个人高度集权、组织缺乏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其次机构之间或机构部门人员之间的权责不明确，争功委过、群体极化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在政策的内容完善、政策可行性评估与研究、政策预案的实验、政策调整等许多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执行者素质不高。在政策的执行阶段总要依靠一定的执行机构与人员，所以执行者的素质就会对政策的执行顺利与否产生重大影响。现阶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说明我们的政策执行人员在自身素质上仍需要很大提高。
第三：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然存在。政策的实施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这就是要求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要保持高度的协调与一致性，忠实于政策的本来面目与政策取向，避免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但在政策执行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旧是“遍地开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因此如何有效的避免地方主义，在维护政策的可行性的同时如何增加政策的适应性等问题将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重点。
根据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发展，我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的问题对策的研究也相应地跟上了脚步。只有将对策分析清楚才能进一步将政策落实，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从而增强以政府为主的公共主体的执行力以及影响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更好更全面的政策奉献给社会。
首先，从政策执行的基础来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对策。政策执行的基础不仅是政策的制定，，更还有政策执行的体制因素。政策执行体制包括政策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政策的认识水平也包括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的政策执行体制都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影响。中国以前的政策执行体制主要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政府为绝对的执行主体，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政策执行主体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即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参与，但是还是以政府和公共部门为主体。虽然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中心的下移而日益社会化，但是其下放是缓慢的，政府的角色转换也是缓慢的。因此在政策执行体制方面，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的学要，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相互配合，针对政策执行的时滞问题，将一定的政策决策权和执行变动权交与地方或直接执行政策的机构，以便让基层执行机构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正。在执行过程中也应当建立相应的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构，针对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监督与控制。在案例中的扶贫腐败问题上，若能建立相应的执行监督机制以及对扶贫政策进行定期的评估，那么扶贫腐败就能相应的减少而不至于使得我国大量的资金“流”进个人腰包。
其次，从政策执行的主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府能力方面也是有待改善的。有效的政府能力能够优化政府的结构，能够将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能够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我国的在政府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行阶段，所以政府以及公共管理主体在政策执行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的庞大，其官僚主义影响所以导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政策执行主体方面，我们应该在加强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在政策执行主体的层次上分为高层、中层以及基层三个执行主体，其中基层政府是政策执行政策关键。从而在政策执行中应该加强各级领导以及执行人员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基层对政策执行目标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错误认识，同时也能够让政策制定者及时获得政策执行的状态以及与预期目标的重合程度，为其在政策终结方面提供先行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基层执行者的引导和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以防止其在执行过程中滥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
再次，政策执行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作为后盾。不仅要加强政策上的法律化，而且应该加强政策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所谓的政策法律化就是将稳定、成熟且在教长时间内调整社会关系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其获得法律的效力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政策法律化有利于政策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政策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从而在政策的执行阶段约束执行主体规范行为，维护政策的原貌。这就要求在政策的制定阶段要不段加强政策和合理化分析与预测，找准政策问题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要增强政策的稳定性上下一致。对于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则主要是用法律来规范执行人员的执行行为，依法设立一定的执行程序;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公开制度、正确合理运用行政听政制度以增强政策合法性与公正性;权责明确、合理分工，加强干部人事制度的管理。充分利用法律来规范政策执
行是符合社会要求与公众需要的，在追求法制社会的今天，增强政策法律建设举措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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