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4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近代史纲要论文的文章4篇, 供大家参考选择。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1

论家乡人物与近代史之关系

学号：1152692 姓名：程冉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 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 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 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2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伟人毛泽东》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 应用心理专业

2010225012 徐梦茹

2011.9.15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 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是什么让他对毛泽东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诚然，于党、于军、于国，毛泽东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当他从万人之上的神坛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应当怎样评价这位伟人呢？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也就走进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件艺术品的原胚，虽然五色斑斓，却瑕瑜互见，总需要一双灵巧而有力的大手来雕琢。毛泽东也许不知道，他就是这双大手。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与两位19世纪的伟大德国人遥远的回应。他秉持着自由的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反击党国政府的围剿，抵抗日寇的入侵，拯救中华民族于瓜分豆剖之际。理想的旗帜挥舞在他的前面，这是最博大的民族理想，革命的人生理想，并在他热情的诗歌中赞美了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 《七律·长征》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堪称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

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毛泽东陆续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十年**，十年的伤疤，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完全医好。据此，有人意图对毛泽东做全面否定。早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说：“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可以说，对理想的追求造就了毛泽东，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一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一个要扫除一切危害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双重英雄。作为胜利英雄，他踏着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志士仁人、先进分子，直至一些伟大共产党人奋斗的道路，取得光耀千秋的胜利，建国后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作为另一类英雄，他无畏无悔、执著探索，不怕风云变幻，一改历史上很多中国名人和成功者的负名而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在他一生中从来都是万难不屈，一往无前。即到了垂暮之年仍是斗志不息，壮心不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奋斗精神，在完全知晓创新性探索极可能失误，因而也极可能成为国人的“怨府”，或“被打得粉碎”的情况下，仍不改其衷。中国自古以来，有几人能如此？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作为诗人，他是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特殊的进取个性，斗争意志，浪漫想象和执着情感．这些诗化的性格，为他从事的事业谱写了一首首杰作，也铸造了一篇篇遗憾的败笔。这杰作与败笔对国家民旗的影响既深且大。其反差相隔天壤却同样惊心动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饱餐中国传统文化而达“内圣”、“外王 的毛泽东，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儒学士大夫其墨客骚人的秉性气质和风格是多重的。有其气势磅礴、洒脱不羁、气冲霄汉、豪迈不屈的一面，又有超凡脱俗、远离客观现实、文过饰非、虚幻理想的一面。很明显，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身上都是浓墨重彩。 当他天才的想象与历史逻辑的轨迹吻合时，毛泽东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是那些把历史的进步看成电梯一层一层上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领略和创造的。当他天才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轨迹错位时，灾难性悲剧也是天崩地裂。毛泽东是大半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设计、创造和指挥者，民主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把毛泽东推向“唯意志论”，而且是“唯己意志论”。他对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从不怀疑，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便是最好的佐证。

毛泽东以毕生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思想概论，有助于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现在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要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使我们国家以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屹立于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成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群体，而思想理论素质是人才素质的灵魂。

因此，年轻的一代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无独有偶，史玉柱在巨人集团倒闭后，一度闭门读书，只读有关毛泽东的书，他认为一事通，百事通，只学毛主席就够了。有所得后才重新出山，且不论他的脑白金是否有效，欠下几亿债务能够自己偿还的，普天之下又有几人？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缅怀毛泽东同志！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3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1]张生。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近代史纲要论文篇4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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