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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课：共青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讲稿
100年来，在党的培育下，共青团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作风。在纪念建团100周年的时候，认真总结和正确认识共青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对于激励广大共青团员，对于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共青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内涵十分丰富，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学习、宣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是共青团建设的理论根据和行动指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1920年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创建，到年底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但那时的青年团只是倾向社会主义，并未确定信仰哪一派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也还不明确，内部思想复杂，有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所以团组织内部因观点不一致，思想不统一而维持不下去。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团组织于1921年5月间先后陷于停顿或解散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与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了恢复和重建。重建后的团组织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规定：团组织“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分支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大会上也宣称：“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重建后，就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对各种流派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在行动上也就和各种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了。此后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青年团组织，在政治上更坚强，组织上更巩固。
共青团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传播者。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在北京创刊，在创刊号上就最早译述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解决本国问题的原则。以后，中国共青团又先后创办了《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中国青年报》等，这些报刊，也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采取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团员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各地团组织在建团之初也分别创办了各类刊物和社团，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杨匏安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青年周刊》上连续登载其译著的《马克思主义浅说》，较系统地向广东青年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组建起来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则成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团员青年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革命理论教育，用马列主义培养青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引导团员青年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道路。正是马克思主义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团员青年，从而坚定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不少老团干、老共青团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也没有放弃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如老共青团员夏明翰就以他的浩然正气实践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誓言。又如江西团组织的创建人方志敏，在敌人的监狱里写下了：“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但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豪迈诗句，表现了共青团的先辈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团员青年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就自动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在广州，团员和青年学生组织起了各种秘密的读书会、读书小组，学习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两种策略》等，进一步坚定青年抗日救国的信心。80年代，在全团开展的学习教育活动中，各地团组织成立了学习党章小组、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小组，以及最近几年在青年学生中出现的“寻找毛泽东”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进一步普及与深化。历史已经证明，100年来，不管革命斗争如何艰巨和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矢志不渝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共产主义迈进。共青团不愧为广大团员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二、自觉拥护与坚持党的领导，做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共青团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共青团是在党的关怀、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决定，着手整顿、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人都曾分别参与或指导了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及广州青年团的重建与发展工作，使团组织在“一大”之后，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1949年元旦，正当全国面临解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各地党组织的帮助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共青团组织曾一度瘫痪与中断活动，又是在党的正确指引下，团组织在全面整顿的基础上，才得到了恢复和建立。党团关系的这种历史渊源和政治属性，形成和决定了党对团的领导地位，以及共青团要成为党的助手与后备军。
共青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这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也是一致的，这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团在党的领导下，关系十分密切。共青团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的一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了《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运动。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三大”决议，按照党的指示，部署团的工作。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之决议，本团愿努力协同中国共产党诚实执行。”“大会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之决议，并愿接受中国共产党之组织上及行动上之指导及援助。”会议之后，团组织发动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中共“二大”到“六大”，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对青年运动和共青团工作作出专项决议案。除此之外，党的各次代表大会或重大会议也都把青年工作、团工作纳入议程，加以讨论研究。同时，团中央也相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有关会议，对党的决议或指示予以贯彻落实，协助党组织做好各个时期的青年工作和完成党交给团的各项任务。因此，中共“六大”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常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劳动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的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共青团跟随党的步伐，提出和坚持“以四化建设为中心全面活跃团的工作”的指导思想，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列，为实现四化而扎实奋斗，建功立业。这充分体现了团是党的助手的作用。
共青团不仅在行动上是党的助手，在组织上又是党的后备军。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既是党培养接班人的长期战略，也是共青团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革命输送合格人才的光荣任务。早在中共“一大”上，党就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并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党的“一大”后，团组织就将一批优秀团员输送到党组织中去，在湖南就有刘少奇、任弼时、郭亮、夏明翰、毛泽民等，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就有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陈毅、陈延年、陈乔年等优秀团员被吸收入党。在“五卅”运动期间，共青团协助共产党建立了许多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许多地方如福建、四川、陕西、大连等地，只有共青团没有共产党；
有的地方如江西、安徽、山西等省，团组织比党大而普遍。因此，共产党要求共青团在加强党、建立党方面作出贡献。这一时期，共青团积极输送了3000名以上的团员入党。这样，一些原来基础薄弱的地方共产党组织得到了加强，一些没有建立党的地方，开始成立了党组织。1936年11月，党中央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作出了彻底改造共青团的决定，各地在改造共青团的过程中，曾将大批共青团员转入党组织。解放后，党和团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推荐优秀共青团员入党成了一项经常性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更注重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各地基层团组织主动协助党的基层组织做好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推荐大批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团员加入党组织。仅1985年，全国团员入党数就达到80万。共青团成了名符其实的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三、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奋力振兴中华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100年来，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共青团动员与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团员青年团结奋斗，争取祖国独立和繁荣富强的光辉旗帜。
中国共青团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站在斗争的前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3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之际，北平的青年学生和团员青年，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从而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同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一切爱国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大家在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联合起来，”并“恳切的声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但愿意与任何抗日救国的组织合作，与一切爱国同胞实行亲密团结，共同奋斗！而且愿意把我们的组织开放起来，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这个宣言表明，共青团已勇敢地提负起了组织中国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挽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宣言发出以后，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地结合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彻底改造共青团的指示，陆续创立了许多青年抗日救国组织，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把抗日的火种撒向全国，点燃了抗战的烽火。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妄想乘侵朝战争之机，把战火引向我国。广大青年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次爱国行动中，团员起了表率作用，报名的人员中，党团员占了一半以上。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的团员青年，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充分体现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发展科学，振兴中华”是五四以来在青年中代代相传的共同心声。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青年们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认定了学习文化、发展科学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促使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为把我国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和全体青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为此，团中央要求各地团组织要把培养青年专家，带领青年向科学进军，努力普及文化工作，作为当前共青团的重要任务。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党、团中央的号召，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后，团员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高潮迭起。团中央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团员青年为报效祖国而勤奋学习的热情。团员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积极分子层出不穷。利用科技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已成了当代团员青年的共同理想和实践行动。
四、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艰苦奋斗是我国人民的传家宝，也是中国共青团在与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团员青年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挺身而出，前赴后继，顽强搏斗，英勇献身。在北伐战争中，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建起来的叶挺独立团，素有“铁军”之称。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在沿途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挥戈北上，首破醴陵，全歼守敌；
强取汀泗桥、贺胜桥，浴血奋战；
攻克武昌，所向披靡，充分体现了团员青年的生力军作用，使北伐军得以顺利挺进。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广大团员青年并没有被反革命逆流所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在党的领导下，又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中去。共青团广东省委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在起义前，团广东省委就发出宣言，号召广大团员发动青年工农兵起来夺取反动派武装，建立工农兵政权。在武装起义的当天，团省委又发出了《告青年兵士、警察及保安队书》，号召他们反戈一击，推翻反动政府。起义枪声打响后，团员青年与赤卫队一起，包围敌人据点，英勇搏斗。起义失败后，被杀的近6000名工农兵群众中，绝大部分为青年人，其中有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中国青年运动领袖张太雷。这体现了团员青年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不仅广州起义如此，在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团员青年同样起了先锋模范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开创革命根据地和创建工农红军的过程中，广大团员、青少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革命根据地，共青团经常动员与组织团员、青少年参加红军，许多团支部甚至集体报名参加红军。特别是在1932至1934年的扩展红军运动中，江西省和福建省的团组织动员了一批批的团员青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红军中去，开赴前线。广大团员和青少年成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员青年成了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的突击队。50年代，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团中央发出的“把青春献给祖国”、“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向困难进军”的号召，组织各种类型的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为工农业生产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到1955年9月底，全国工矿企业、建筑行业就建立起青年突击队1597个，参加人数为31518人。青年突击队吃大苦、耐大劳，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建设人民大会堂工地上，李瑞环率领的青年突击队，只用8天时间就完成了计划中45天的任务。张百发领导的北京市第六工程公司青年突击队也作出了突出成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广东省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团小组组织了全国第一支农村青年突击队，毛泽东对这支突击队予以高度赞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中央又在全国的团员青年中开展新长征突击手（队）活动，把青年们想四化、学四化、干四化的愿望和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涌现出了大批有作为有实绩的青年突击手（队）。仅1979年，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就命名表彰了2万多名新长征突击手，2000多个新长征突击队，充分体现了青年一代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1984年5月，共青团中央等三家单位在全国建筑行业中再掀起青年突击队热潮，近30万青工热烈响应，他们以忘我的劳动精神续写着青年突击队的火红篇章。1991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为青年突击队题写队名，体现了党和人民对青年突击队的重视和关怀。
五、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青团努力学习与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中国的国情，自觉地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改造社会，造福人民。
实事求是，表现于理论联系实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初期，在青年中存在两种思潮的论争：一种是以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为主，他们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宣扬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阶级斗争的虚无的人道主义；
另一种则是以马列主义为武器，剖析中国社会实际，提出要用“阶级争斗”来改造社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持后一种观点和主张，并在建团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建团实践结合起来。如毛泽东在湖南建团时，就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1920年到1921年，长沙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严重。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和帮助，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从事工人运动，而成为团中央赞扬的“好团员”。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机关报《青年周刊》第4号上也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与实行并重。”又指出：“我们团体的目的志在参加实际运动，改造社会，应该以现实社会做对象”。为此，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内设有学生、劳工、农民、军人、妇女、社会教育、政治宣传等7种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与开展各种群众运动。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到会作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概括为：“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在演讲中说：“我望青年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因此，团“一大”以后，青年团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这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总之，中国共青团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认清各个历史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从而动员与组织青年投身于革命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参加了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10年内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团组织动员团员青年参加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全国人民一起，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青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
实事求是，还表现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共青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行动指南，对于党内或团内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不良的思想作风，敢于坚持真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出现低潮。在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放弃武装斗争，解散共青团领导的童子团。共青团中央对此曾提出坚决的反对，并将意见两次提交党中央讨论。由于团中央坚持革命立场和政治原则性，正确地进行了党内斗争，因此，在中共“八七会议”和“六大”上，受到了表扬：共青团“伟大的功绩便是在革命最紧要关头时与党员群众共同反对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时所表现的革命性比当时党的指导者要大，所以表明他是中国的伟大政治力量。”此外，对于以后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共青团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共青团对于自身所犯的“先锋主义”、“取消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也在党的帮助下，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了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以“红卫兵”来代替共青团组织，妄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他们反革命的御用工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团员青年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反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青团跟随党的步伐，进行了拨乱反正，从而再次摆正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六、与工农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
五四运动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传播革命理论，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的结合，也促成了青年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结合。这是中国青年同民众结合的开端。之后，团组织引导团员青年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团中央于1923年10月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创刊之初，就十分注重工农运动，号召青年要到工农民众中去。《中国青年》在对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行详细考察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青年的特点，提出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到强健的路上，到切实的路上”，就要“到民间去！”指出，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和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还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是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的改造倘不得农民的同情或赞助，很难圆满成功。”因而大声疾呼，青年知识者要深入到“最受政治、经济直接压迫和掠夺痛苦的下层农工阶级”中去，进行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推动他们走向革命。正是在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一代又一代的团员青年及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农大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工农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把中国革命不断推向前进，青年也在同工农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成长。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广东的工农运动比较活跃，这与团员青年深入工农群众，开展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分不开的。广东社会主义年团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彭湃就是与农民结合，开展农民运动的光辉榜样。1922年5月，彭湃就回到家乡海丰县开展农民运动。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农民群众，他脱下白通帽，戴上小斗笠；
脱下学生装，穿上农民粗布服；
脱下胶底鞋，光着赤脚板走到农民中去，用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和农民交谈，与农民一起劳动。在彭湃的带动下，一批团员青年和青年农民就参加到农民运动中来，1923年元旦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彭湃任会长。这是我国最早的农会之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阮啸仙也十分强调团组织要重视开展工农运动。他指出：“我们的切要工作，在于深入群众，和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宣传与组织，为与群众长时间之接触而结不解之缘也。”“现在我们变革方针，倒不如专注重青年工人（产业中工人）和农民。”在广东团组织的努力下，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阮啸仙、刘尔崧、黄学增等团的领导人先后到花县、顺德、广宁、南路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广东团的领导人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也都是广东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他们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工人中发展工会，组织职工夜校和职工子弟学校、青年工人俱乐部，通过这些组织和活动，扩大与工人的接触与联系，广泛地向工人传播革命理论，动员与组织工人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中，广东团组织作了大量工作。罢工前，团员骨干蓝裕业、周文雍就到香港，协助党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帮助香港团组织发动学生罢课，支援罢工斗争。在广州，团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做好香港罢工工人返回广州的接待工作与服务工作，与省港工人一起，继续坚持罢工斗争，推动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广东青年团早期开展的工农运动，只是全国团员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一个缩影，象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刘少奇在安源领导的工人运动，都是共青团先辈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随着时代的不同，团员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变化。最近几年，各级团组织在团员青年、青少年中普遍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科技兴农活动”、“智力扶贫活动”等，就是新时期团员青年、大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效形式。纵观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团史，中国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中的爱国民主运动、四五运动等，无不是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广大青年，包括团员青年、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与工农相结合，动员与组织工农群众，开展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没有青年一代与工农的结合，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早已明确指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以上所论是中国共青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主要内容，它对于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青团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共青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今天，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共青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并要根据现时代的特点来不断丰富和完善它，使之成为新时期团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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