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读后感7篇(2023年)

时间:2024-02-23 19:15:01 读后感 来源:网友投稿

《文心雕龙》读后感文:文驰;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心雕龙》读后感7篇,供大家参考。

《文心雕龙》读后感7篇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1

文:文驰;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过)、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我们今天虽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但在古人的概念中,乐府是歌,非诗。

首先,作者继承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对诗歌作用的定义。认为诗歌是抒发性情的通道,而《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规范了或者说划定了思想感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进入标准就是以“思无邪”作为参照,也就是无邪之思才是诗歌所要呈现或者应该表达的内容。“诗者,持也”,持在这里有“端正,使之规范”的引申意义,那么就并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随意放纵,而是要扶正、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才是符合诗歌的含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看来,孔子对“无邪”的定义范围甚宽,一切正常的真实的人类情感都是无邪的。

然后作者回顾了历代的诗歌作品,并进行了个人的挑选和点评。这大段类似于诗歌文学史纲的概括和提炼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也为后人进行梳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同时作者在不断的例举中反复对“诗言志”和“思无邪”进行佐证,繁举的大量事例中无不是围绕着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之七情与诗歌之间、内容与形式上要求对等的论述。

在最后的总结里,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定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和刘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认为每种文体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对应的内容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这就要凭借个人才能来根据想要表达的内容去选择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即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2

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3

经过老师的提点,了解到一个文史知识:古人认为乐府是歌,而非诗,虽然今天我们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而且从这篇的举例当中也可以对此进行佐证。通读全篇我仍然对于“诗”与“歌”、“乐府”之间的界定有点模糊,从开篇第一句对“乐府”的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似乎可以认为有“五声”“十二律”的乐章就是“乐府”。放在我个人更通俗一点的理解,那就是有曲调配合,能演唱出来的。就算“乐府”。如果照着这个概念去推论的话,可以联想到今天的歌曲,但这种类比可能仅仅是流于形式上的对照,从实际内容上来比较,乐府的艺术水平比现今的歌曲要超出不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诗经》中的篇什不也是可以吟唱出来的么,是不是因为缺少曲谱,所以是有所区别的?

全篇的行文布局和上一篇《明诗》颇为接近,从乐府的发源到作者所处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梳理,为乐府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不错的参考。

作者大部分仅对乐府诗的音乐形式进行剖析和论述,主要的论述对象是“乐体”,因为这是乐府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的特点。乐府诗的最高标准是歌辞与声律的相配,歌辞“雅正容典”,声律则要求“中和之响”,“和乐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就是集“形式美”与“内容雅”为一体,作者认为这样表里相称的乐府诗才是好的。

自从古乐逐渐衰微,雅正的音乐难以恢复,作者在时间轴上从前往后的不断梳理中发现了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经典的流失,统一演奏乐器、音调等当面的记录也消亡,音乐声律需要重新不断地调整和摸索;第二大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淫俗的音乐容易传播,人们也喜欢这种不断变化的新鲜感,而雅正的音乐,则让人听了容易打瞌睡发呆。所以“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

即便如此之难,作者仍然强调音乐的雅正作用和对此的不断追求,因为九德之歌才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这才是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应该具有的积极意义。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4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5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刘勰引此舍其本义,籍以说明“神思”乃是一种由此及彼不受身体活动的想像活动。

想像——神思,要有阅历和知识。才能达到“物与神游”。曾经一位好友一起小坐,观看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问:湘汉你说这幅字好在哪里?我答:请你拿起毛笔,临摹十年八年,自然就知道了。现在有些现象,对书法也好,国画也好,符合自己的就称其“好”,自己不理解的就称其“不好”;或标新立异的就称其“好”,传统经典的就称其“不好”;高官名人的就称其“好”,素人居士的就称其“不好”。所以,自己欣赏书画是美感的过程,倘若批评或点评书画是对美感超越的过程,这些都需要积淀和酌理。

想像——神思,既有秉性,又需教道。才情敏发,虚实无际。对自然之美有感悟,是想像的原始,登山则情溢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以风云而并驱矣。其间,我曾流连于王宾虹画展,和坤文交淡,我说,在京学习周末,得机会看宾虹画展,从上午到下午休馆,大约5个多小时,一幅一幅地看,一遍一遍地看,豁然间,我在总体墨色较“重”的画卷中,看到了一条条线条,看到了墨色线条中的通透和深远,枯藤漏墙,又渗溢着温润,深壑断壁,云雾妖绕,石阻水湍,变化万端,气象千宇。我又说王宾虹画的与众不同,其画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画出来的。坤文点头。我不会画画,我仅以这些年的所学知识对王宾虹画的想像吧!

想像——神思,结虑垂帷。我想自己临摩了十几年,不见成绩,但何谓“境由心造”,或意像的化为山水花鸟,或意像的化为仙山琼阁,心驰万里。但何谓“望文生义”,此文,是黼黻文章,中国文字象形开始,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文字。多年来我以兰为室友,都是我在看她、理她、闻她。她始终不语,但她随性生发,或暗或明,或线或面。突然间,花苞突萌,转眼间幽香淡雅盈室,她无私地把自己的美丽淡雅展示,但我却无法赞颂她的所有,愧疚不已。遥望窗前,景色四季更变,天地转,万物变啊。唯我只见年长,不见长进。

我思不远,气不贯,手更拙,如此,何如可登大雅之堂。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6

《乐府》篇在《文心雕龙》中序列第七,属于文体论。全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乐府的含义、起源和教育作用;第二部分讲乐府的产生及从汉到晋乐府诗的发展历史;第三部分主要是阐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最后还说明诗人在《明诗》外另写《乐府》的原因。

我读《乐府》篇最大的收获便是知道乐府的定义。因为在此之前,对于乐府的定义不是非常清楚,只知道乐府既可以指汉魏六朝的宫廷音乐机关,又可以指称通过乐府歌唱而形成的诗体,还包括历代文人对这种诗体的拟作等。读完刘勰的《乐府》篇对于这一概念更加清晰一些,关于乐府是什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说的很详细,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说,刘勰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意为乐府包含了吟咏、歌唱、演奏等方面,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

从《乐府》所在《文心雕龙》的篇次来看,它是属于文体论部分,且在《明诗》与《诠赋》之间,很显然刘勰认为乐府是介于诗、赋之间的很重要的文体。在论述乐府的起源之时,一方面他指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阕”等三代之乐,以及涂山歌于“候人”、有娀谣乎“飞燕”,来自于等方之音,同时他还说“讴吟土风,诗官采言”,可见乐府的来源不仅是礼乐,还有乐官从民间采集而来。他还提出“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即音乐本来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它能透入人的心灵深处。在第三部分他论述了音乐和诗歌的关系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只有“诗声供雅”才能符合礼制的需要。所以通过刘勰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中提及的乐府是个围绕宫廷祭祀礼仪而建立起来的关于音乐与文学的概念,所以刘勰关于乐府的定义是多角度的,既有本质的论述,也有政教作用的看法。

《文心雕龙》读后感篇7

《明诗》是《文心雕龙》第六篇,内涵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诗的定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二部分作者简单的梳理了从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状况,第三部分在总结诗歌发展情况下还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最后还简单论述了其他类型的诗歌起源,如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等。

阅读《明诗》篇,让我对刘勰更加钦佩。我觉得《明诗》篇可以看做是诗歌的一部简史,尤其是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诗歌的发展状况时,对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品、诗人、以及作品特色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很到位。不过有一点略微有些奇怪,刘勰在论述五言诗时,论述其实很全面,例举的作家作品也很多,但是却只字未提陶渊明的作品。现代学者对于这一现象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当时陶诗没有编定出来,所以刘勰没有收录其诗,二是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田家语”,在刘勰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受到重视。但其实从刘勰和陶渊明的生活年代来看,刘勰应该是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

而且陶渊明作为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的诗歌注重写意和言外之意的效果,诗风自然浑融,几乎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如果刘勰看过陶渊明的作品,不可能不留意。再者刘勰在《明诗》篇中,反复提及诗歌的本质源于自然,即“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陶渊明的诗歌应该符合他的这一要求,但是刘勰未提及陶诗确实让人疑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诗歌的定义与传统儒家诗学对诗歌的论述略微有些不同。儒家诗学中对诗歌的经典论述不少,有些明显反映出儒家的诗教观,比如“美刺”“匡谏”;也有一些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的说法,比如“言志”。刘勰在引用时,引用的是“言志”但又提出了“自然”说,认为诗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的论证显然更加注重诗歌的本质,比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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