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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之党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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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禁徇私: : 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警卫战士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第三天天不亮，他又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警卫战士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警卫战士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警卫战士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2. 周总理的十条家训。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 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3. 王新亭将军的家规。
1963 年的一天，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上将王新亭同志，偕同夫人田维新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为外国军事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当王新亭夫妇谈笑风生地和大家握手的时候，一个青年军官走到田维新面前举手敬礼：“妈妈，您好！”人们同时一惊。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看那年轻军官和田维新同志，又不无疑惑地望望王新亭将军。其中的一个负责同志正要开口询问王副总长，王新亭将军右手一挥，笑着说：“进去吧，时候到了。”人们疑惑不解，似乎在问：
“王岳生的父亲不是总参的参谋王进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王新亭和田维新有 6 个孩子，其中就有 5 个参了军，为了叫他们丢掉高干子弟这根拐杖和大红伞，经受一个普通战士应有的锻炼，还是在大儿参军之前王将军就和田维新商量立了一条家规——“子女从军纪律”：孩子入伍填表时，在直系亲属一栏中只准写：“父亲，王进，总参谋部参谋”，入伍后不许透漏父母亲真实姓名和职务，否则就是违反纪律、破坏家规。以后，他们的 5 个孩子
先后在南京、北京、二炮等部队服役，个个都严守了这条家规，因此和他们一道共事多年的战友，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王新亭将军的子女。
4.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的“
罢宴风波”。王必成将军作战机智勇敢，带兵号令如山，令敌闻风丧胆。抗战时期，所部新四军一支队二团，被江南百姓称为“老虎团”，他本人被称为“王老虎”。解放战争时期，率华野六纵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王牌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敌名将张灵甫，闻名全军。和平时期，本色不变，以对党的事业的赤诚忠实，对工作的勤恳扎实，对战友的忠厚朴实，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铁骨柔情的英雄形象。王必成将军吃饭喜欢一人独餐，一桌一椅，一碗干饭，两碟小菜。很少与家人共餐，几十年如一日。他下部队视察，凡摆酒宴的，均严词拒绝。直到宴席撤去，他才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他下部队经常会上演“罢宴风波”。从不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作出的决定，言必信，行必果。
5. 。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 120 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 5000 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 84 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6. 陈云对家人实行“
三不准”。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他的女儿陈伟华在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7. 彭德怀的“
特权”。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8. 叶挺将军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一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曾亲以“老同学”之名，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受。陈诚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苦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没有为五斗米而折断自己硬朗郎的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抬头挺胸做一个真正的人。
9. 先行者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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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1889 年 10 月 29 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京运回故乡的。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
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1920 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 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钊的内心都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时，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7 年４月 28 日临刑前，他对其他 19 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每月收入 240 银元，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让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 50 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１块大洋。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0. 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提出入党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仰。1950 年 3 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 年 10 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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