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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斗争的历史经验
斗争作为共产党人奋进前行的主旋律，不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战斗性质，而且彰显着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向上的永恒魅力。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彻底批判意识和坚决斗争力量，不仅为党领导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指引，而且为夺取新的伟大斗争胜利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和根本性方向指南。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1 ］ 32 ，十九大把伟大斗争纳入“四个伟大”的系统性战略规划与整体布局之中；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勉励共产党人应当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并且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伟大斗争是具有明确的方向、立场和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2 ］ 226 ；在 2021 年 3 月 1 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3 ］ 。这不仅表明了伟大斗争的重要地位，而且指明了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同时还为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开展提出了崭新要求。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多都集中于对伟大斗争时代内涵的相关阐释和实践路径的有效推进等方面，从党百年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由此，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伟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更好地开展伟大斗争提供相关启示，就显示出尤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必须以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 的价值理念为斗争立场 立场决定态度，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伟大斗争是具有鲜明立场的，即“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2 ］ 136 。人民是推动伟大斗争不断开展的根本性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伟大斗争，在伟大斗争中始终依靠人民，保证伟大斗争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最基本的价值坚守和最根本的目标旨归。只有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彻到伟大斗争的全
过程、各方面，才能在历史的、具体的斗争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才能为伟大斗争顺利开展积蓄人民群众的实践伟力。
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崭新而崇高的斗争理想，而且构筑着中国共产党伟大斗争的价值支撑与本质规定。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创建之始，就把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开展自身斗争的根本价值旨归，“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4 ］ 42 。列宁在领导开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斗争实践中，同样把实现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力量作为巩固新生政权的根本所在。对于在人民群众中诞生、并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取得各种伟大斗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自成立以来就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伟大斗争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所领导的新型民主革命斗争实践，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就是为穷苦人民群众利益而斗争。党在根据地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以满足人民的现实利益诉求，通过进行武装斗争不断带领人民取得战争的伟大胜利，开天辟地地确立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主体地位，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从而超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4 ］ 32具有历史重复性的斗争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 5 ］党通过完成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斗争实践，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 6 ］ 266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迫在眉睫的物质精神需要，党通过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着力开展与落后生产力的斗争，以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党坚持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结合起来，在积极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的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并且提出了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坚持和践行“人民中心”的价值理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在伟大斗争过程中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并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所呈现出的多元化、整体化、深度化、高层次化等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1 ］ 213-214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斗争实践中精准回应和动态把握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文化享用、社会稳定、生态和谐等多层次和高水平的利益需求，通过开展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反腐倡廉、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具体斗争实践，来切实兑现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做到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内外现实作坚决斗争，着力破解制约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影响因素，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视斗争成效的试金石，取得了符合民意、满足民需、保护民生的重要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伟大斗争的水平和质量。
党的百年伟大斗争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斗争立场，是党能汇聚民智民力、凝聚民心民意，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取得各种斗争胜利的根本力量，只有始终坚持这一斗争立场，才能使党所领导的伟大斗争超越西方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中“‘人性’之简陋与匮乏”［ 7 ］ ，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主体性严重缺失的“民本主义”，进而克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斗争的片面性，纠正中国传统劳动人民参与斗争的依附性与被支配性，真实获得斗争得以伟大的基础性支撑力量。
二、必须以始终坚持推进社会制度历史性变革为斗争任务 任务决定行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伟大斗争是具有明确任务的，这一任务就是推动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2 ］ 11 。不论是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宏观格局还是从具体社会发展的微观视野看，制度上的变革斗争具有更根本性地位和更深远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讲，人
类文明沿革的历史就是制度沿革的历史。只有以始终坚持深入推进社会制度历史性变革为斗争任务，才能使伟大斗争在历史运动的交互式展开中，呈现出一条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探索历程。
深入推进社会制度历史性变革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肩负的根本使命，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伟大斗争过程中始终贯彻的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8 ］ ，因为这种革命斗争的实际展开，意味着社会制度乃至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期盼与理想。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 9 ］ ，是整个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坚持将深入推进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革作为进行伟大斗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斗争时期，就曾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 10 ］ 的社会制度，在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示范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启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崭新伟大斗争，并在经过多年艰难困苦的斗争后，实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 11 ］ 并在此基础上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伟大斗争过程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为此必须着力化解制度变革斗争过程中的挑战与风险，革除妨碍国家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建立凸显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伟大斗争过程中推动社会制度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任务，并把其放在更为长期性和根本性的位置来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好制度，又是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的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势， 关键就在于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在伟大斗争中汇聚起人民的磅礴伟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 13 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并且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和外交等多个领域，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层次，以及制度取向、制度架构、制度运行、制度发展等多个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显著优势进行了概括总结，展现出这一制度在伟大斗争过程中的历史性变革，及其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2］1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社会土壤的孕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及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这一制度才在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相互比较的过程中，用事实说话，并进而澄明自身优势。
党的百年伟大斗争的历史与实践证明，始终坚持推进社会制度历史性变革的斗争任务，是党在伟大斗争过程中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只有始终坚持以推进社会制度历史性变革为斗争任务，在继承原有制度斗争成果的基础上，动态考量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的环境条件，统筹协调制度变革斗争中的各种关系，精准解决制度变革斗争中的主要矛盾，才能创造出满足现实需要的制度体系，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定型，才能超越和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困境，更好地发挥好和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三、必须以始终坚持“ 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为斗争原则 原则决定方法，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伟大斗争是具有基本原则的，这一基本原则就是要在伟大斗争的实践运动中保持“斗”与“争”的辩证统一。“斗”意味着不怕困难、锐意进取，“争”体现着扭转局面、化危为机，斗争既在实践中具有自身的相对性和条件性，又有自身的绝对性和永恒性。马克思主义
者从不讳言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来不怕斗争，而且是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典范。只有始终坚持“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基本原则，才能在各种伟大斗争的实践中抢占先机、赢得胜利，不断保持“斗”与“争”的辩证统一。
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斗品格，而且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斗争过程中对自身基本原则的有力把握和灵活运用。恩格斯曾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12 ］ 列宁也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原则和策略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13 ］ 9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 13 ］ 337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坚持将“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自身的斗争原则。民主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14 ］ 面对艰难的斗争环境，党清晰地明确了各革命阶段的具体斗争对象，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理清了既讲团结又要斗争的斗争辩证关系，激发了全党全社会的斗争意志和斗争豪情，领导人民展开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日益丰富、斗争智慧不断提升。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新形势，毛泽东在 1962 年又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15 ］。对此，党以崭新的执政党身份和积极主动的斗争姿态，明确提出要正确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对象，具体到某一特定矛盾，要有的放矢地制定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突出展现了党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伟大斗争精神和无所畏惧的斗争风范。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执政党要善于把握和顺应国际国内变化的斗争新形势，必须在汲取以往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和平稳定发展争取有利时机和有利条件，坚持以和平发展方式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伟大斗争历程。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在伟大斗争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基本原则，要将其与伟大斗争的现实实践相互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伟大斗争”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而且还指出，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等一系列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伟大斗争融入到了“四个伟大”的战略布局中，对其斗争原则进行了全面把握。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斗争进行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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