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就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3篇,供大家参考。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篇1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就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主动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战略谋划和康庄大道。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科学内涵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双循环”有“一般内涵”和“特殊内涵”之分。“双循环”的“一般内涵”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循环都处于双循环的“一般状态”。从经济活动的规律来看，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布局的今天，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在内循环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了外循环，只不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比重、结构有所不同，这就是“双循环”的“一般内涵”。
从经济发展战略导向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以外循环为主，还是以内循环为主，或者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是由其发展阶段特征所决定的。美国、日本等世界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演进路径，就诠释和佐证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双循环”的阶段性特征和路径抉择。
中国过去的经济循环也是一种“双循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双循环”；在没有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参与国际循环的路径主要是“转口贸易”，那时中国的“双循环”是一种低水平，外循环严重受阻的双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依托加工贸易“大进大出”，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 64.24%，同样是一种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双循环”，是以创新引领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绿色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开放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共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双循环”。也就是说，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双循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不是“一般内涵”的“双循环”，而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双循环”。
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特指中国已经由一度的国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旧”发展格局，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和战略抉择
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厚重和系统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战略抉择和“中国方案”的有机组成。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严峻复杂形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应急之举，更是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扩大中国市场优势，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中国高质量发展活力和可持续发展韧性、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塑国际合作新势能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手棋”。
1.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高位谋划
中国经济具有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特点，不仅是“全球工厂”，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我们掌握国际分工主动权，保障中国经济体系安全稳定运行，是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保障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稳健运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大国经济循环和大市场的逻辑。特别是 14亿人口生存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内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时俱进地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环境变化的特点，更体现了守成大国发展阶段转型的战略谋划；不仅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有效应对，更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过程中，基于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发展格局的主动转型。
2. 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
历史上的经济强国大都是贸易强国，17 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均是如此。因为，国际循环不仅能弥补本国资源禀赋的不足，而且能让该国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带动国内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但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要想维持一个大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循环仍然是内生性的决定因素。从西方经济发展历史看，生产资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过程维持了上百年，但终结于生产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这些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一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逐步从外向型为主的双循环，演进成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中国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已完全具备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外循环乏力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扩大内需，“堤外损失堤内补”，实现可持续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3.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长期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诉求中有大量中国的、民族的、地方的元素和特质，需要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服务、文化、生态产品等来满足。这样，才能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只有把 14亿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放在国内大市场上来实现，才具有保障性和安全性，才能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 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的外循环为主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也不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单靠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支撑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特别是，中国一度在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外循环，出口 1000亿美元的代工品，进口800亿美元的零配件，扣除进出口流通费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约就是100亿美元。但是，其对外依存度则高达1800亿美元。虽然“两头在外”的外循环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打工型”外循环属于低端的外循环，从而绝不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出口500亿美元的芯片，就可能实实在在对该国经济贡献500亿美元，但它的外贸依存度比我们低得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看，2019年美国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只有19.5%，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样的外贸依存度。日本也只有25%。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大约在22%。美日欧盟均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各国与之相关联，最终靠内生的产业链供应链——“芯片”成为其强国战略的“压舱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遵循高质量发展演进规律的中国实践。
5. 重塑中国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新势能的大国路径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在全面崛起和创新布局没有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定盘星”，是难以形成不断改进的竞争力和驾驭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国际大循环提升和顺畅的基础，是中国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全面提升的关键，是摆脱简单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锁定效应的关键，是建立安全高效经济体系的关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和延续，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运动战”，是未来“十四五”期间重塑中国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新势能的大国路径。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鲜明的“五新”特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双循环一般的属性，更有与其他国家经济不同的中国经济双循环特征；它既有与中国过去双循环的某些共同属性，更有中国新时代和新阶段的新使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特点和亮点在于“新”，凸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主动性”“全面开放性”“发展高质性”“区域差异性”和“多层嵌套性”等五个层面。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主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战略主动性的双循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具备全球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同时还拥有超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巨大和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已具备了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有利条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在中国经济循环战略上的主动践行，也是新发展理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认识和实践中的深化和提升，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战略主动战。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全面开放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开放性的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出口转内销”。其目的在于激发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即使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循环”，它一方面以国内分工体系和产业体系为支撑，以国际循环为补充，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为载体的动态发展体系，新时代的内循环体系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内循环”也要利用外资、外企、人才和技术在国内生产，是开放性的“内循环”。也就是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除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拓展“外循环”的新空间之外，还要着力把一部分过去需要进口的商品转化为引进外资在国内生产，把部分过去的“外循环”转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循环”。
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高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高质性的双循环。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予新动能。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外循环”层面解析，中国必须要提升中国进出口商品与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动能，提高单位外贸依存度的“含金量”和科技含量。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循环”层面解析，我们必须促进国内经济向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品质量优良化方向转型。
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区域差异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区域差异性的双循环。过去沿海“外循环”强势的省份，可能受到的冲击较大，转型发展的紧迫性更加强烈，“壮士断腕”的决心更大，措施更有力。这些区域会迅速地将外向型经济模式切换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模式，更多关切深耕国内市场、固化产业优势，市场经济“赢者通吃”和“马太效应”的态势可能更加显性。内陆地区的省份，“外循环”比重虽然不大，但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构建，外贸呈现出难得的“逆势增长”好势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外循环”，其对象国和地区结构也呈现出区域差异性。与中国外贸摩擦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比重会降低；欧盟、一带一路地区特别是东盟、日韩等参与中国“外循环”的比重会呈现增长势头。因此，各地要根据其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田忌赛马思维，各显神通，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5.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多层嵌套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多层嵌套性的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循环简单的物理组合。这种“双循环”新格局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物理组合”与“化学反映”的多元复杂排列组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地区之间的循环，各种大力模式的交织循环、复杂循环、多元循环等；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不排除有个别的产业存在“外循环”为主现象。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篇2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于构建供给和需求交互增强、循环促进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三者构成了完整的需求体系，而三类需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都能够诱发新的供给。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专用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供给短板，政府和企业都将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这就产生了巨量需求，从而为相关产业扩大供给、提档升级提供重大机遇。同时，疫情促使人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有效激发了电商物流、在线教育、信息监控等方面的供给扩容。
另一方面，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侧改革有助于优化需求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潜在的需求不断通过市场挖掘显示出来，而新科技革命为挖掘这些潜在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基建”就是供给带动需求的典型案例，对于移动互联网、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新而言，其本身就将带动巨量的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变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方式。譬如，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的“天猫精灵”通过动态数据抓取和信息筛选技术，可以根据居民以往显示出的需求偏好和支出预算，为其推荐量身定制的产品，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要改变长期以来侧重于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而忽视改善进口贸易结构的做法。提高进口产品的规模和质量，不仅有利于扭转我国长期以来国际收支顺差的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要进一步优化关税结构，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通过进口激发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以进口带动高质量的出口。
以“引进来”促进“走出去”。但是，今天的“引进来”，是要在严格执行外资进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前提下，积极引进那些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外资项目，弥补本土产业链缺失或相对薄弱的环节，进一步提升本土产业链条的强度。“引进来”有助于促进本土企业“走出去”，随着中国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本土企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价值网络掌控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走出去。转向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意愿。
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国内大循环切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一带一路”把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亚欧大陆西板块和环印度洋地区整体上连结起来，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等区域战略提供了西向通道，同时也呼应了京津冀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体现了对外开放反推对内开放的政策意图。有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总的来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让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一经济流程顺畅无阻，生产与消费首尾相顾，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供给规划。其次，在三个方面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更加注重以进口促进出口；在外资活动中，以高质量的“引进来”促进本土企业更为积极地“走出去”；在处理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心得体会篇3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为了 将“双循环”一词搞清楚， 笔者特撰此文，以便于从理论角度将这个问题说清楚。
一、关于“双循环”的概念。“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是近期经济领域的热词，也是行业关注较多的国家战略取向。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实际，加深对经济发展“双循环”决策部署提出的形势背景、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当前严峻复杂、挑战增多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中，找到最适合当下的企业发展路径和业务拓展方向。 其实，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的融入世界市场，赚取了不少的外汇收入，但是相对而言内需的发展是不足的，我国不仅是“全球工厂”，也正在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双循环是符合我国经济情况的。内循环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从具体的内容来看，衣、食、住、行、娱，而在这几大方向中衣食住已经基本完成内循环，传统的一些钢筋水泥等还处于过剩的状态，一些高端高质的产品则存在需求不足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的大战略。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此举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减少，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五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不再受欢迎。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原来靠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面临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
因此，笔者认为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如今，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二、“双循环”的主要内容。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会提出，要充实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路径。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格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集会释放出“加速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格式”的信号。至此，可以明白为“形成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生长”的格式，不仅体现了中央生长战略转型的内在，也适应了海内基础条件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情况变化的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再起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修复经济平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久驱动内外经济平衡水平的跃升，让我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一步。
两个循环观点的提出是中央的全局性战略。从“海内大循环”“海内国际双循环”这两个观点不停清晰、完善、深入的时间线上，可以看出中央的决议部署是全局性战略。化繁为简地掌握中国经济“双循环”的焦点脉络，有助于更准确地明白这一新格式的本质内在、全局思路和战略定位。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均将蕴含双维度的动态演进。其一是循环的内部变更，指向了“行远制胜”目标。其二是循环的整体变迁，指向了“致远”目的。由此衍生出“双循环×双演进”的四条主脉，配合构建起中国经济在新生长格式下的动态运行体系。基于这一体系，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平衡的应对之策，更有望久远驱动内外经济平衡水平的跃升，赋予中国经济金融以富含稀缺性的全球设置价值。下一步，各级政府和企业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不停提高驾驭庞大局势、处置惩罚庞大问题的本事，以更高效的资源流动和要素设置打通海内国际双循环“血脉”，逐步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格式，加速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到场国际互助和竞争的新优势。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已经针对上述疑虑旌旗鲜明地给予回应：“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关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海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使用国际海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越发强劲可连续的生长。”中国是在开放情况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绝对不会也不能把海内国际“双循环”割裂开。“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与这际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要以高水平的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近年来的执行，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潜在的经济活力和生长余地、空间还很是大。海内大循环的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海内经济和消费潜力，联合掩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情况、淘汰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工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分享中国消费市场的蛋糕。面临新冠疫情下的难题形势，以海内大循环动员国际循环，国际循环促进海内大循环，两个循环流通互动，经济运行才能有条不紊。党中央在部署这一新成长模式时，提到了“持久战”一词。这意味着“双循环”的新生长格式已被提到了中恒久战略高度。那么，“双循环”又将如何运行?动能在什么地方?对此，笔者认为重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兼顾海内外的情况变化，需要兼顾短期和中恒久的思量，需要充实发挥国际经济循环的有利条件，从多个角度保障中国经济增长行稳致远。所谓经济“双循环”是指海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之间有机联系的交互联系与相同，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用关系平衡的新意境。就外部循环而言，首先，维护和革新以WTO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平台，是后疫情时代仍然要做好的事情。以往几年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结为了运气配合体。纵然在疫情发生之后个体国家泛起了去中国化的声音，中国在作出调整提出海内大循环的同时强调海内国际双循环，即是进一步明确了该继续开放的需要继续开放的态度。未来的中国，将同时努力到场WTO以及团结国等国际性组织的机制革新，并将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从经济配合体提升到宁静配合体、康健配合体、卫生配合体、情况配合体的新高度。与经济全球化结伴而行。只管现在的形势讲明，美国阻止中国经济增长的意图已经特别显着。可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不是由美国决议的。这是因为，其一，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气力不是政府而是市场气力，其中关键的气力是跨国企业和全世界的消费者。美国政府设置的种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栅栏都可以被市场气力所消融和化解。其二，世界经济联系已经极其广泛而深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庞大格式。除非是世界经济格式大洗牌重组，否则一些技术性、战术性手段是难以切断相互之间的联系的。其三，经济全球化给所有国家和人们都带来了利益，中国虽然是受益方，其他各方包罗美方在内也是受益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会逾越意识形态，以往是与社会主义的苏团结作来往的基础，今天依然也是与社会主义中国互助来往的基础。中国从2013年就开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宁静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向世界特别是宽大生长中国家孝敬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2013年提出，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运营，短短7年时间，认同并到场“一带一路”的国家及地域已经远远超出预想。“一带一路”平台搭建起来之后，取得许多成就，如中欧班列、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的工业园和大型项目建设等，为到场各方均带来了利益。只要根据“一带一路”开行之初定下的“五通”（政策通、设施通、商业通、资金通、民心通）为平台建设焦点去做，海内国际双循环会越做越好，门路会越走越宽。
三、中国经济“双循环”与美国的对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全球局势剧变之中，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从历史进程、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演进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进而赋予了历史经验以现实性的启示意义。回顾美国经验，我们发现，“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对标中国现实，在这一逻辑的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可观的潜力。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质变之途。由此前瞻，虽然全球局势波澜难止，但是基于扎实全面的“潜力清单”，中国经济的“双循环”预计将稳步兑现富有活力的长期前景。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顾历史，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恰也迎来了新一轮演变，并构成从新兴大国迈向一流强国的关键一跃。具体而言，十九世纪至今，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历史的先声：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
第一阶段（1800-1870）:“内循环”独立支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出口廉价的原材料，进口昂贵的工业制品。由此，贸易赤字成为常态，“外循环”拖累经济增长，“内循环”被动成为唯一引擎。
第二阶段（1870-1913）：“外循环”边际增强。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1913年左右达到历史顶峰。
第三阶段（1913-至今）：“双循环”互促共进。1913年后，一战、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相继发生，彻底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国“双循环”的关系再度演进。表面上看，“内循环”进一步占据主导，强劲的内需造成长期货物贸易赤字，使得“外循环”看似拖累了经济的纸面增长。但实际上，借助于稳健的“内循环”，美国经济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环”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根据学术研究，2007年这一贡献值约为1913年水平的2.1倍。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历史的押韵：2020与1913.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基于此，较之于他国，1913年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中国的“双循环”建设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其一，自身进程相似。美国“双循环”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粗略算作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5年将是决定中国“双循环”能否平稳开启第三阶段的关键期。
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爆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未来存在“化危为机”的长期潜力。其三，发展目标相似。从中国政策的全局来看，未来“双循环”中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以“内循环”为主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会加速扩大，中国将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其二，“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减缓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内循环”，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这些发展目标，与美国“双循环”的第三阶段具有相似性。
历史的启示：“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双循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飞跃，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第一，产业升级。我们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详见附图），使美国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 80%。
第二，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一方面，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间升至全球第一梯队，并且其优势在此后长期扩大（详见附图）。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这一阶段，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
从动态网络来看，美国公路网日趋扩大，对接了汽车的普及，串联起外出旅游、娱乐等新兴的消费需求。从静态网络看，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以投资为启动器，“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出行、住房的消费占比呈现长趋势扩大，是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详见附图）。这也验证了“汽车-公路”网络、城镇化网络对消费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内循环”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支撑美国穿越了接下来漫长的“外循环”冲击。
历史的接力：2020年中国的“潜力清单”。通过逐层对标美国“双循环”迈入第三阶段的核心逻辑（详见附图），我们发现，在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着可观的潜力，而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双循环”的质变之途。基于此，虽然未来全球格局料将充满不确定性，“潜力”向“实力”的转化仍需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第一，产业升级的潜力。其一，优势产品迈向高附加值。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稳步增长，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疫情爆发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稳健，反映出其坚韧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若能继续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减弱核心技术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则将为上述趋势注入长远动力。对此，着力打通国内“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创新体系，将是本阶段的关键。其二，生产方式再进化。1913年美国从软硬两个方面，以“大规模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时代”。相似的，与多元消费时代相适应，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料将实现：1）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2）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3）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展望未来，为了加速向“数字化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是核心的着力点。
第二，消费升级的潜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率先企稳反弹，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动之后，有望在全球视角下保持长期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则将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立足于此，从美国经验看，还需要以方向适宜的投资创造消费新场景，网络化地推广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当前，有三张“网”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启动消费引擎的抓手。一是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二是新一代移动网络。以5G、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网络激活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升级活力。三是新型城镇化网络。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约为60%，接近于1913年美国城镇化水平（约55%）。美国1913年之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冲击之下，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在60%提升至75%的过程中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则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高品质需求将汇聚成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量。
展望未来，若要充分发挥上述三张“网”对消费的启动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分别打开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锋。
四、从供需两端及金融领域构建“内循环”新格局。怎样布局“内循环”，我们主要从供需两端及金融领域切入进行分析。
（一）供给端：缓解外贸依存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内循环”布局将进一步缓和我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如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稳步下降，2019年已经由2006年的高点64.48%降至35.68%左右，随着“内循环为主”格局的推进，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缓和。
提升供给端的硬实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存在较高技术壁垒的产业，如新基建、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应加大投入提升技术竞争力，加强国产替代，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向内部供给转变。供给端硬实力的提升也将为相关企业开辟新市场，带来新动能，进一步推进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需求端：激发高端消费者潜力，拉动中低收入者消费增长。在外需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内循环”布局的核心就在于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通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方式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7月21日的座谈会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主要从两方面出发，一是进一步激发高端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二是缩小贫富差距，拉动中低收入者消费增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潜力有更大的释放空间。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的高端消费者热衷于奢侈品等高端消费，根据贝恩公司联合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研究报告春季版》指出，中国正成为引领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先锋：预计至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贡献率将达到约50%，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反弹增长的关键引擎。此外，线上渠道份额将进一步提升，至2025年，该渠道的占比有望上升至30%，这也正是国内高端品牌加速市场布局的较好时机。
“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还需面对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万元，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0.85万元，占比约为25.14%；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万元，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万元，占比约为27.31%，收入差距有所收窄，但速度相对缓慢。通过“内循环”布局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外加个税改革等政策，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望提高，进而拉动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从而深层次激发内需，实现良性循环。
（三）金融领域：加强实体经济支持，实现有序开放。“内循环”布局的另一大关键则是通过金融体系改革，针对性地加强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全球经济走弱的拖累下，实体经济运转受到制约，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中小型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注册制改革和多元退市机制的结合，不仅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还有效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随着多元化社会资金，如保险、社保等长期资金注入市场，拥有新技术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将大大降低。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则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发挥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此外，在“房住不炒”政策引导下，社会财富配置重心有望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增量资金的注入将进一步刺激产业升级。
通过金融市场的有序开放，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目前我国对外资流入的限制有所放宽，吸引了大批国外投资者积极布局我国资本市场，这一方面将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管控、资产定价等能力，另一方面也将优化投资者结构，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有望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长线资金比重将逐步增加，进而使市场更加理性，实现长期繁荣。
五、优先布局“内循环”优质赛道：科技、消费、资本。市场主线方面，“内循环”模式主要由消费、科技和资本三方面支撑，优先布局三大优质赛道。
（一）消费内循环：关注优质国货、免税概念及新型消费。目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复苏相对滞后，预计下半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依旧是稳增长，财政政策有望进一步发力，中国经济复苏大概率仍将延续，国内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重要会议提及“国内大循环”和“扩大最终消费”，消费将成为后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内循环主线将是后续的关注重心，重点关注优质国货品牌、免税概念及线上电商等新型消费带来的需求增量。
1、优质国货迎来发展机遇。一方面，新媒体、直播带货等创新型线上渠道使得品牌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有利于新品牌的孵化；另一方面，受益于品牌质量的提升，国货近年来迅速崛起，良好的口碑叠加当前较为复杂的进出口环境，使得国货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可重点关注母婴用品、美妆个护、食品饮料等优质国产品牌的投资机会。
2、免税概念迎来政策红利期。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追求日益提升，消费也不仅仅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2019年全年，中国人境外旅行支出超过1.7万亿元。而当前的国际贸易及境外旅游相对受限，结合海南等相关的免税政策，短期内境外消费有望回流至国内，对旅游、奢侈品、美妆护肤等行业形成利好。
3、以线上电商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础，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1万亿，消费需求旺盛。近年来随着电商下沉、网络直播等渠道的兴起，新零售所带来的消费增量值得期待，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有很大增长潜力。
（二）科技内循环：高端制造+自主可控。在中美经贸关系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我国实现“科技内循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建设完整的现代化产业链，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键推动。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是占领该赛道的核心与关键，在政策助力和企业自身需求的共同驱动下，重点关注高端制造及自主可控领域，优先布局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军工等行业。
1、自主可控核心领域叠加行业景气上行，看好半导体行业机会。作为自主可控领域的核心基础产业，半导体行业的国产替代正在加速，后续有望迎来政策及资金的多重支撑。根据SEMI数据，2020年6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出货额为23.18亿美元，连续9个月超过20亿美元；单月同比增速为14.4%，连续9个月实现正增长，行业景气整体向上。
2、后疫情周期，医药生物行业优先收益。本次疫情一定程度暴露了我国医疗体系的短板，后续国家和各地方省市将逐渐加大医疗补短板新基建，在政策加码以及科技创新的驱动之下，国产替代有望进一步加速，医药生物行业景气上行空间进一步打开，重点关注疫苗及医疗器械赛道。
3、完善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高端制造业升级。在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布局新能源产业的大背景下，抢占国际高端市场，掌握核心技术，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盈利能力，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
4、行业景气上行，低估值军工股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军工板块是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标的，行业景气整体上行。当前国防军工行业估值处于相对低位，其中龙头公司被显著低估。另外目前外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军工板块易受消息刺激上涨，带来不错的投资机会。
（三）资本内循环：新基建、金融科技及券商。对于“资本内循环”这条主线，应着力布局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行业，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企业融资难度降低，研发投入有望增加。此外也看好综合实力出众的头部券商和特点鲜明的中小型券商通过合并实现扩张，以及金融科技板块。
1、关注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投资机会。5G建设周期长，随着建设的逐步开展，通信相关企业业绩有望持续提升。5G建设后期还会带动超高清、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等下游应用端的投资及发展。云计算是新基建的重要一环，后续政策有望持续加码，云计算加速发展能够有效推动数据中心发展，提升云应用的渗透率。
2、金融科技及券商。利用“资本内循环”打造高标准的资本市场体系，在改革的预期之下，有助于形成更加成熟以及活跃度更高的金融市场，重点关注综合实力出众的头部券商和特点鲜明的中小型券商，以及金融科技企业。
六、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总之，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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